作者：云尔兰猛犬
吴太伯的传说，体现了古代吴人的内亚殖民性。吴越二字虽为同用，实为诺曼英格兰与撒克逊英格兰的差别。楚人流亡者帮助吴人改进军事技术的记载，体现了秩序的西来性。吴人后来居上，反而挫败了老牌东亚帝国主义强国齐、楚，成为了东亚推戴的诸夏霸主。却不料越人乘其背，夫差王室一败，不复有吴。越王勾践借机穿上了夫差的诸夏霸主的旧衣服，墨子都不得不承认齐、晋、楚、越四分天下的东亚格局。但越王始终不过百越之一系，越国也只不过是百越领主联盟结为的封建政权，当越王无疆效仿夫差、勾践的危险扩张政策，企图把越人的膏脂浪费在中原的争霸修罗场时，自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楚人杀害无疆，却并不能在自由的百越建立有效的统治。百越领主联盟虽然损失了部分土地，但封建主义的有机性保证新秩序中心不断产生。项链散落，珍珠遍地。树干砍倒，旁支衍生。东海（东瓯）国与闽越国保存了越人的元气，成功地在秦灭六国、秦国覆灭、楚汉战争的大洪水中保证了本土的安全与自由。卑鄙的汉武帝对东瓯与闽越进行吞并的同时，也不忘记把大量高层越人强制迁徙至江淮地区。留在本土的吴越人民仍然坚定地抵制编户齐民的枷锁，让中国侵略者在吴越的统治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长期的低烈度战争状态培育了孙坚式吴人土豪武吏家族，儒化共同体的成长哺育了顾、陆、朱、张吴人士族大姓，为吴人的黄金时代做好了铺垫。播种者孙坚、耕耘者孙策、大厨师孙权三代励精图治，至今他们创造的一个个的浪漫英雄传奇仍为世界铭记。吴人士族与淮人武将在这个伟大的新政权下咸与维新。从周瑜提出的“两个中国”、到鲁肃提出的“一中一吴”。吴人成功度过了赤壁之战的大考。吴人政权在中国人的内战中极其擅长掌握外交的平衡性，在抗击许昌曹氏食人政权的同时，也不忘约束汉帝国余孽巴蜀拜占庭的过度扩张。愤怒的中国人只能在理论上把吴人开除出“中国”，蔑称吴人为“貉”。吴人却骄傲地拓展西太平洋贸易线，打通了与东南亚诸国、东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线，甚至与罗马帝国发生了海上交流。
孙权的“晚年昏聩”的真相，在于他一度企图把吴士排挤出历史。孙吴早期就是土豪和士族的联盟，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区别。她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或土豪手中。东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一统东亚（她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孙权临终委任北人诸葛恪，在于孙权指望诸葛恪能在吴士与吴淮武吏中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以便后者为主导的政权永不变色。诸葛恪不知轻重，如同四人帮猛烈攻击华国锋那样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自己也罪有应得地成为牺牲品。孙氏皇族（吴淮武吏）接管了元气大伤的政权后，只能采用周期性的政变与屠杀对吴士进行恐吓，导致了“士族 — — 武吏”联盟默契消失的东吴终于亡于司马氏中国的南侵。
沦为亡国奴的吴人迅速发现了“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道理，陆机兄弟的故事反应了亡国后吴人的悲惨命运。中国侵略者恐惧地宣称“蜀人服化、吴人反覆”，在江东大地上，处处响起了“中国当败吴当复”、“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的爱国民谣。五胡大解放的时代，陈敏成功带领吴人脱中独立。却因为自己的猜忌成性遭到吴奸顾荣的叛卖。卖国贼顾荣抛弃了义兴周氏等盟友，选择接纳无家可归的北中国流亡政权。北来的中国人才在吴越站稳脚跟，便如“东郭先生与狼”那样把吴人打成二等公民，北来寄生虫集团垄断建康朝廷的高级职位，将吴姓排斥到次要和地方的位置。他们的忿怒就更加难以控制。他们一再支持敌人的敌人：王敦、孙恩、王敬则、侯景、陈霸先，企图复辟孙吴政权的黄金时代。
与东晋的北来寄生虫集团一起南渡的，便是恶臭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卑劣文化的污染下，吴人也被部分沾染上了谢绝勇武、崇尚文治的衰老文明恶习。信仰空虚的中国士大夫成功夺走了吴越人的基层组织与战斗力，东晋企图打击吴越土豪，却引发了孙恩的大起义，吴越八郡皆响应之。宋、齐、梁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殖民政权的本质。
侯景之乱，成功一举扫荡了压榨奴役吴越人三百多年的中国寄生虫集团。在中国殖民政权的废墟上，惨遭中国人奴役的诸南各国可以扬眉吐气了。吴儿的骄子陈霸先首先为他们洗雪了外来政权三百年压迫的耻辱，然后一举击溃趁火打劫的鲜卑干涉者，复兴了孙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三吴小儿在胜利和解放的喜悦中，自豪地传唱南人的歌曲：“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吴越赢得了复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将中国人残余武装全部剿灭，东亚短暂地实现了一个没有中国的美好格局。
普六茹的鲜卑政权甘愿顶替已经灭亡中国政权，精神中国人普六茹坚（杨坚）消灭了陈国后，带着新皈依者般地狂热在三吴大地上推行“五教”奴化教育，引发了故陈帝国版图所有州县的大起义。”更能使侬诵《五教》邪！”是吴越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爱国宣战布告，杨素的残酷镇压还没来得及在愤怒的吴越建立稳固统治，隋帝国便在杨广制造的大洪水中风雨飘摇。杨坚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成为一名精神吴越人，而且迷恋的是吴越文化中最糟粕的一部分（原北来中国人带来的），最终葬送了大隋帝国。李子通获取三吴，吴人士人成功将淮人李子通包装成张士诚政权的先驱。
大野唐政权野蛮地征服了新独立的诸国，吴越、江淮成为大野唐主要汲取的奶牛区。安史之乱后，长安朝廷日益沦为淮南节度使打点残羹剩饭的施舍对象。唐帝国妄图加强对吴越地区的盘剥，先后导致了李琦、裘甫的独立战争与抗暴战争，最终逻辑终于引向了吴越国的建立。
吴越国是杭、越二镇合并的产物，产生于当地土团抗击黄巢入侵的战争。钱镠取代董氏，意味着保境安民的政策代替了争雄逐鹿的政策。吴淮两国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解决了吴越边界纠纷，确立了诸南共荣共保的良性格局。杭州推行金援外交，周期性资助和贿赂长安、洛阳、汴梁的朝廷和契丹宫廷，牵制巨人邻居淮南，稳定闽越边界和苏常边界。钱王对两浙水利的精心照料，是后来的诸大一统东亚帝国望尘莫及的，培育了支持晚期诸东亚帝国的士绅集团。他们的成就或许太大了，将地方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农业财富方面，反而不如闽、南汉重视海外贸易，因此失去了许多机会。南唐代杨吴逆转了多国体系的良性发展，复活了久违的帝国诅咒。扬州是经济和文化的首府，地缘上无险可守，只适合没有野心的方镇。金陵是龙盘虎踞的军事要冲，凝聚了东亚世界的拜占庭记忆。李氏迁都金陵、自称唐室，都暗示他们有意将北方的帝国战争引入南方。他们抛弃了相互承认的原则，干涉楚国和闽国，从而结束了南方的黄金时代，将吴越推入了汴梁政权的手中。最终吴越惊讶的发现，汴梁流氓雇佣兵政权竟然已经与自己接壤了，吴越进入了悲惨的宋属时代。
自宋帝国侵占吴越后，吴越国时代的海堤和水利设施纷纷失修。随着北宋前期吴越人口不断增长，原有水利工程不敷使用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宋帝国仍继续横征暴敛，将大批吴越财富运往开封。熙宁年间，宋帝国为了对外启衅，开始推行聚敛政策的“新法”，成功把吴越由钱王时代的乐土变成“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的地狱，百万吴越人沦为悲惨的水鬼或饿殍。对当时的吴越底层民众来说，儒学仅是一种缺乏生趣的官方意识形态，舶来的海外宗教方能解决人们关于彼岸世界的思考。士大夫仅是当时吴越文明的一层泡沫，佛教、摩尼教教团及仍未瓦解的土豪集团方为吴越社会的真正凝结核。民族英雄方腊振臂一呼，吴越的百姓便纷纷揭竿而起。宋人只能乞灵于堪比后世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大屠杀。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至少有超过三百万吴越人倒在了中国人的屠刀下。
蒙元灭宋，东亚开始了再封建化进程。蒙古人尊重东亚各邦习惯法，轻视科举制度。儒户制度保障了吴越基层儒家共同体的成长，不重科举保证了精英扎根本土不至外流。食盐贸易的国有化自然导致武装自由贸易团体（私盐）的兴盛，张士诚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海上贸易的国有化自然导致武装自由贸易团体（海盗）的兴盛，方国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团体有效地弥补了吴越宗族义门缺乏军事经验的短板，排除了吴越民族复兴的最后障碍。
十四世纪的吴越爱国者对韩林儿－朱元璋食人族的种族仇恨，促使他们首先拥戴张士诚保境安民，然后维护吴越－蒙古剿匪联盟。吴越爱国者的理论依据来自“周政”。他们正确地看出，周人和蒙古人的内亚性和封建性有着相似的来源，所谓“国家元气肇自西北”，但士大夫的阶级弱点使他们宁愿选择宋儒推崇的文人舆论制衡体制，逃避周公孔子推崇的贵族武力制衡体制。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戈登将军和工部局支持的平江士大夫政权，尽力将为自己利润作战的盐枭武装，改造成依靠固定薪水的军事公务员集团。卫国战争的失败不仅应该归咎于中国侵略者的残暴，吴越爱国者自身的错误选择也要承担重大责任。张士诚兄弟对吴越士大夫过于尊重信服，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重蹈钱王的覆辙。吴越军官团以行动迟缓和爱好恭维著称，觉得自己从真正的胜利当中得不到什么，满足于在纸上战胜和谴责“香军”打土豪分美女的邪教徒狂热，结果得到了与其德性相匹配的下场：文人的怀念和战争的失败。
食人魔朱元璋在吴越叛徒的帮助下，成功消灭了张王的吴越政权，然后发明了“不为君用”的手法成批量消灭吴越士大夫阶级，兔死狗烹地处理了卖吴求荣的吴奸，押送吴越青年建设凤阳共青城。朱元璋虽死，明帝国仍念念不忘地坚持海上铁幕政策，以把吴越和世界隔离开来。吴越海商领袖汪直与双屿港的悲剧表明，中国侵略者宁愿洪水滔天，也不愿允许吴越人民自寻生路。汪直的殉国，激起了吴越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极大愤怒。战争迅速升级。吴日联军在海上和陆上膺懲暴明，给明国带来了百年的“倭患”。
满洲入关，吴越士绅转而与明国摄政鲁王的流亡朝廷结盟。钱肃乐和“六狂生”的宁绍起义使吴越士绅阶级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军队，续接了张王（士诚）、方镇（国珍）和吴日（倭）海上联盟的传统。谢三宾和吴越亲满派士绅正确地提出，满洲人渡过钱塘江以后，军事已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内亚军事贵族对诸夏地主资产阶级的政策，至少比明国的无产阶级皇帝更加公正宽松，因此从短期和现实利益考虑，联明不如联满。然而，亲明派的论据同样有力。吴越民兵保卫的鲁监国或任何王室的亲王，都只能忠实地维护吴越民族的利益。吴越地主资产阶级是吴明联盟的主人，鲁监国的流亡政府只是联盟争取闽越、日本和其他友邦支持的外交工具。满洲征服者的统治无论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层次多么有利，政治上必然像南京和北京的明国朝廷一样，将吴越地主资产阶级置于绝对依附的状态，使吴越民族失去不断刷新和声索其政治传统的机会。民族独立的传统无比珍贵，值得冒重大风险，甚至牺牲现实利益，即使吴明联盟会给吴越民族主义增添一层小华夏主义的面具，也比不经一战地迎接满洲人，沦为丧失政治主体性的奶牛强。从吴越民族的利益考虑，双方都是正确的。任何民族要想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同时需要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传统守护者。如果民族精英拒绝照料人民柴米油盐的实际生活，民族精神必将丧失其载体。如果民族精英拒绝保卫超越现实利益的民族精神，苟且偷生的民众必将沦为永世不得翻身的降虏。程婴杵臼、月照西乡，难易优劣，殊未易言。
满洲人并未如蒙古人那样，遵循东亚各地的习惯法，转而以“剃发易服”的强制行政命令确立北京朝廷的绝对权威，吴越人反对剃发的抗满战争一如当年反抗五教的抗隋战争一样壮烈，留下了阎应元、夏完淳等烈士传奇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创伤。清人延续了明人对吴越的政策，视其为帝国奶牛。
英人来航，为吴越开辟了伟大的上海自由市。吴越透过上海这一呼吸管道，贪婪地吮吸着欧风美雨。日益腐朽的满洲帝国无力保护吴越，任由洪秀全邪教大军肆意残害吴越居民。无论是洪秀全的长毛匪军、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湖湘尼亚、江淮尼亚民兵，都只把吴越当做肆意抢劫发财的战场。吴越人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赵景贤因此英勇地牺牲在了抵抗长毛、守卫乡土的卫国战争中。长毛乱平，饱受欧美文化秩序输入的吴越诞生汪康年等议会设置运动领袖。满清妄图对外挑战国际秩序，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引发了1900和1991年两次诸夏联盟的还击，吴越两次都不出意外地站在了北京朝廷的对立面。
国父汤寿潜、童保暄带领了吴越赢得独立地位，朱瑞的亲北外交却引发了其余吴人的历史恐惧，吴越的政变引发了江淮尼亚的觊觎与吞并。江淮尼亚与直系的争霸战争又把吴越送入了孙传芳的手中。吴越人有自信把孙传芳改造为第二个张士诚，孙氏构建的“五省联盟”与拉丁美洲的拉普拉塔联盟、中美洲联邦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下一次新民族国家诞生的信号。
吴奸蒋介石为了在流沙上建立他幻想的中华民族，奴役源远流长的吴越民族和诸夏各民族，不惜为莫斯科国际暴恐集团充当马前卒。在毁灭了孙传芳之后，蒋匪奉行“革命外交”政策，把上海与吴越化为碰瓷挑衅日本的主战场，无数吴越人的劫难开始了。昭和日本与汪精卫政权在反英美政策的驱动下，废除了上海自由市的自治权。吴越外交家梅思平只能尽力斡旋于强权之中，暂时保证了吴越的安全稳定。日本战败，蒋奸吃惊地发现身为“亡国奴”的吴越人竟然大部分生活比他们在重庆好得多，被否定抗战意义的他气急败坏地开始了“征收敌产”运动。蒋去毛来，黄俄苦力将比朱元璋时代更恐怖严密的杀人机器扣在了吴越人的头上，吴越的宗教凝结核龚品梅、杨有康等做出了不屈的抗争。文革爆发，列宁主义机器稍有松动，吴越便几乎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直到今天，吴越人在百般压榨之下，仍然创造了令世界艳羡的财富与价值。
“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骄傲而富足吴越人，曾经被日本、韩国所羡慕。而今阶级地位却互相转化。民族精英所能面对的最大耻辱，莫过于遭到原有歧视对象的歧视。中国侵略者为了羞辱吴越民族，竟然在吴越本土修建屠夫李秀成的庙宇！吴越之所以沦落至此，其根本原因恰好在于对大一统帝国历史复仇尚未完成。
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吴越人永远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之后，我们总是能屡仆屡起，完成复仇大业。一切热爱自由的吴越人啊，你们不要忘记:只要钱塘江水仍在奔腾、只要东海仍在翻滚，吴越便永不会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