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蒲公英
巴蜀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与生态环境，使得古蜀先民很早就在这里安居下来，巴蜀文化也由此生根发芽。巴蜀资深考古学家徐鹏章先生1988年曾在《成都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片重要文章《从近年考古材料看古蜀史》，文章开篇即谈到：
“一方的水土，养育了一方的人民，一方的人民创造出了一方的文化，一方的文化与外界不断地接触、了解、交流、融合，创造出了新的地方文化。这种地方文化，垂之久远，生生不息，就形成了这一方人民特殊的气质、精神以及这一方的物质文化，形成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根”。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直觉地追寻这种“根”。湖北、湖南在追寻楚文化，河北、山西在高唱燕赵悲歌，江浙在呼唤吴越精神，广西也提出了百越风采。
在四川，近几年来不断发现古蜀人的遗址和遗物。最近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又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这些都证明了古蜀在三四千年以前，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巴蜀文化”。
那创造了巴蜀文化的先民们到底源流如何，我们自然应该做一些细致考察。1951年在成渝铁路资阳段筑路勘探时发现了一些古代文物，考古学界随即重视，派重庆大学教授张圣奘任带队沿着铁路工地调查。张是当时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在得知工地发现剑齿象、马、鱼化石后，他隐约感觉到有可能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就和工人昼夜工作，经过数天挖掘，挖出大量乌木，随后挖掘出了一个古人类头骨化石和一枚精致的骨针，初定为距今3.5万至4万年的人类直立智人。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派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和张圣奘教授一起组成九人小组，经过几十天的复察，在原头骨出土旁又挖掘出大批动、植物化石和大批石器。远古“资阳人”使用过的石器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等，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打磨得十分精致用于妆饰的穿孔石珠。经过分析鉴定，再次确定该人头化石为距今3.5万~4万年晚期早段智人，并命名为“资阳人”。
之后关于“资阳人”的年代又经过几番激烈讨论，后来1971年至1981年，一批批川渝和北京等多地的十几位权威考古机构的权威专家先后多次到资阳实地考察和研究，又在距离“资阳人”出土100米远处挖掘出大批动、植物化石和石器、骨器等工具。上述十几位考古专家经过十年的考古挖掘、分析、研究，再经北京大学等碳14测定，最终（第四次）将“资阳人”论定为39300年±2500年的智人。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考古专家胡昌钰对此作了结论：“经过多年的争论，最终认定“资阳人”距今约4万年，处于人类演化五个阶段中的晚期智人早段，是大陆最早发现的晚期智人时间段中，时间距今最远、保存状况最完整的人类化石，是东亚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它代表了中国境内人类进化五个阶段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知，4万年前巴蜀大地就已经有智人生存，否定了气象学界认为5千年前巴蜀为湿热澡泽，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观点。从同时期发掘的骨针、石器等也可以看出，4万年前的智人已开始在此安定生息繁衍，而不仅仅是存活而已。这样就为后来早期先民的迁徙、融合，最终形成远古巴蜀民族创造了条件。根据后期在成都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巴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与外面有频繁的往来，并非与外界彻底隔绝的蛮荒之地。
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通过这样的对外往来，还有其他先进文明元素流入古蜀，之前文章已有提及，三星堆文化展示出的许多元素就显然不是中原文化的源流，而更像是两河文明的甘泉注入。承载这样的文明流变的一个主流地域方向就是川西北与甘青一带，考诸古史，这一代的早期先民即是氐羌族。正是这一支人在漫长的远古时代不断迁入巴蜀，奠定了早期的人口基础，不断在此生息繁衍、融合壮大，形成了古蜀先民的成熟共同体，最终让巴蜀文化应运而生，古蜀先王蚕丛、柏灌、鱼凫由此奉天承运，得以立国，延续至今。
附郑谷诗一首：
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
朱桥直指金门路，粉堞高连玉垒云。
窗下斫琴翘凤足，波中濯锦散鸥群。
子规夜夜啼巴树，不并吴乡楚国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