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頭陀
晋王李克用完成解救东亚于流寇大洪水的义举后，仅仅试图恢复大晋的表里山河的地缘完整性，并无兴趣染指中国。中国是晋国输出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流寇的余孽朱温却设毒计陷害李克用，引发了晋国和中国的连绵争斗，并逐步升级为对帝国的优孟衣冠的争夺。后唐消灭后梁，就是沙陀武士的内亚殖民政权取代了流民佣兵的中国本土政权。随后的后晋、后汉也都是沙陀殖民政权。
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后，幼子刘承佑继位，即隐帝。后汉朝政被郭威等一班权臣把持。高祖之弟刘崇时任河东节度使，以宗室身份领有雄藩，受到朝中权臣的疑忌。刘崇听取大臣的建议，加强武装，充实府库，停止上交财赋，为应对后汉的变乱做了积极筹备。
不甘做傀儡的隐帝试图诛杀权臣，掌握军权的郭威得悉后，以清君侧的名义攻入汴梁。这支军队甫一亮相就展现了浓厚的流氓无产者色彩，入城后大掠两日。汴梁几乎为之一空。隐帝也被乱兵所杀。中国市井流氓出身的郭威控制了后汉朝政，但他缺乏威望，难以得到皇室和朝臣的支持，尤其难以控制各藩镇，不敢贸然称帝，于是诈称迎立刘崇之子刘赟入京为帝。刘崇为其所惑，没有及时出兵太行控制险要。郭威控制住局势后，杀死刘赟，建立后周。后周虽然分流了沙陀集团的一部分力量，但已转变为流民佣兵势力主导的中国本土政权。
刘崇在晋阳称帝，延续后汉的法统，世称北汉。北汉是纯粹的沙陀武士政权，也是纯粹的晋人本土政权。后汉的灭亡和北汉的成立标志着沙陀武士和中国流氓无产者雇佣兵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者凭借数量优势压过了前者的质量优势。在一系列沙陀国家中，北汉是最小的，只占有现在的山西中部和陕北一隅。这个小国在中国历史里毫无存在感，只在“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统一”的叙述中一笔带过。晋人捍卫独立的奋斗、亡国的屈辱都被轻易抹杀。中国的大一统主义不但吞噬各邦，还夺去他们理所应得的荣耀。对于晋人来说，北汉是晋国自唐玄宗以来的由突厥-粟特人主导的第三次内亚化的尾声，也是晋人的沙陀国家的落日余晖，必须为之树碑立传。
怀着国仇家恨的世祖刘崇急欲雪耻，自知国力单薄，于是遣使契丹，主动提出“称侄纳贡”的条件，要求建立同盟。面对必欲除己而后快的中国，北汉需要强援，契丹也需要北汉作为缓冲国。遏制和打击中国是晋辽的结盟基础。不过，两国的实力相去甚远。没有契丹的援助，北汉无法支撑。这决定了同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契丹是北汉的保护国，北汉对契丹采取事大政策。以如今的国际格局比拟，两国关系犹如台湾之于美国。晋王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五十年前就曾在云中结为兄弟，订立针对中国的盟约，可惜被朱温的收买和耶律阿保机的不守信破坏。时移世易，晋国不再有往日之辉煌与强大，两个内亚民族的再次结盟却十分稳固和持久。在北汉存续期间，雁门南北虽然分属晋辽，对付中国时有如一体。
当年北汉军就联合契丹军南下，进攻河汾，遭到挫败。柴荣代郭威后，世祖亲率北汉军联合辽军进攻上党，在襄垣取胜，又南攻泽州。柴荣率军北上，两军战于高平。世祖轻敌急躁，指挥不当，北汉军大败而归。狂妄的柴荣想一举消灭北汉，乘胜追击，攻占北汉半数州县，围困晋阳达两余月，但是再无进展。后周军士气低落、缺粮少饷，开始抢劫民众，遭到晋人武装反抗。不久契丹军击败了忻口的后周军。难以支持的后周军撤军，北汉州县全部恢复。高平之战被中国文人粉饰成空前辉煌的胜利，其实只是一次遭遇战，并没有改变汴梁和晋阳的对峙格局。柴荣苦于后周军的疲弱，另外组建了一支禁卫军。在这次调整中，赵匡胤依靠高平之战中的表现，踩着晋人的尸骨被提拔为高级将领。
世祖刘崇忧愤成疾，不久去世，纵观其一生，虽有若干决策失误，但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为晋人留下了两项遗产，一是果断与中国切割，奠定了北汉国的基础，二是策划了晋辽联盟，确立了联契丹抗中国的国策。
睿宗刘钧即位后，更加注重内政，对外也采取更加现实和明智的政策，虽然仍与中国有若干小规模冲突，但是整体上放弃了南下的战略。北汉雪耻未果，上党人和河汾人（晋人在南部的两支）也无法从中国的奴役挣脱。中国君臣这时却在筹划统一，根据“南人懦怯”、“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的判断，制定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先后对后蜀、南唐用兵。这一时期南唐、后蜀与北汉频繁联络，约定抗周。虽然三国互不相接，难以有效合作，但是携手共抗中国帝国主义的尝试值得肯定。
柴荣猝死后，赵匡胤兵变篡周，建立宋朝。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策划反宋，为周室复仇。睿宗听说后，联络李筠共同攻击宋朝。李筠向北汉称臣并请求援助。李筠虽是太原人，但只是机会主义地与北汉联合。北汉也只派少数北汉军援助。两军决战于泽州，宋军获胜，李筠自焚，随军的北汉宰相卫融为宋军所擒。赵匡胤斥骂卫融，他回应“陛下纵不杀臣，臣亦不为陛下用，终当间道走河东尔”，赵匡胤以刑戮相胁，卫融大叫：“今之死正得其所尔”，表现了对北汉的忠诚。赵匡胤服其忠烈，才未加害于他，但是处死了数千北汉援军。睿宗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包括贸然支持李筠，引起了契丹很大不满，好在同盟关系并没有因此动摇。
北汉军和宋军随后又在辽、石等州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赵匡胤还遣使劝降：北汉与周有深仇，不肯投降情有可原，如今宋已代周，为什么还抗拒中国？面对中国人的流氓逻辑，睿宗的回应绵里藏针：“河东土地甲兵，不足当中国之十一，区区守此，盖惧汉室之不血食也。”此后，赵匡胤大力整顿和加强了禁军，但是面对晋辽联盟仍缺乏信心。侵吞富庶的南方各国来充实财库，为侵吞北汉做准备，就成了他的自然选择。与此同时，宋军也没有放松对北汉的侵扰，期间还夺占昔阳，并改为平晋军。
北汉地狭民寡，又在宋朝压力下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民众并不宽裕，财政相当困难，连宰相和节度使都只领着微薄俸禄。宋朝为了削弱北汉不择手段，在正规战之外还采取中国人污蔑日本人使用的三光政策。宋军不断派出游兵侵扰北汉，掳掠民众，以断绝北汉的士兵和粮食的来源，还骚扰商道，焚烧北汉的军寨和城邑。当时的平遥城、寿阳城都被宋军烧毁。宋军的暴行给晋人造成了无数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悲剧，也让原本就困窘的北汉经济雪上加霜。
睿宗起用了擅长理财和经营的五台山高僧继颙。继颙本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之后，在五台山出家后，归化北汉，并成为土豪型的宗教领袖。他将讲经所得的大量布施捐给国库。他还在五台山区开矿炼银，极大地缓解了北汉的财政困难（北汉财政十之有四取之于此）。继颙还是内亚贸易的先驱者。他凭借地缘及其家族与契丹的关系发展晋辽贸易，特别是每年从契丹换回几百匹优质战马，解决了北汉的燃眉之急。北部的贸易路线可谓北汉的生命线。北汉支持二十九年之久，离不开继颙的苦心筹划。
睿宗还起用了山东客卿郭无为任宰相。但是这个被北汉大度接纳的云游道士是一个无德浪人，不久就在北汉上演了一场农夫与蛇的故事。睿宗病逝后，养子刘继恩即位，在位仅两月就惨遭宫中的侯霸荣谋杀，凶手又被赶来的郭无为杀死。悬案不了了之。随后，郭无为反对立与契丹关系密切的世祖嫡孙刘继文为新君，坚持拥立睿宗的另一养子刘继元。就在同一时期，宋军中止了先南后北战略，突然大举进攻北汉。
考察涉案人的背景，不难推测这几件事很可能出自宋朝的幕后操纵。郭无为入仕北汉前曾投郭威，其间结识了赵匡胤。侯霸荣早先从中国流窜到北汉做强盗，受北汉招抚，因出身太low不得重用，于是转投宋朝，被赵匡胤提拔为高级侍卫，随即再度逃奔北汉，并被郭无为任命为供奉官。显然，侯郭两人都是中国间谍。赵匡胤的如意算盘当是趁北汉政局变动，通过里应外合，兵不血刃拿下北汉。只因联络不畅配合失败，郭无为才杀人灭口。中国人使用这种险恶的伎俩倒是不足为奇 — — 中共也有类似的通过匪谍颠覆台湾的计划。
陕北酋豪归附中国，使北汉陷入中国的U形包围圈，困难更加严重。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向中国屈服就幸免于卸磨杀驴的命运。中国本土秩序意味着削藩收权的专制主义和流官政治。陕北在晋国的沙陀政权下受到尊重的自治权和习惯法，在归附中国政权后渐次被破坏。数百年后，经过大一统专制的进一步祸害，中古的蛮族领地沦为流寇摇篮。如今只有从地域历史文化中才能挖掘出掩埋的内亚因素。陕北保存了大量源于蛮族的姓氏、地名和传说。以陕北和晋西北民歌为代表的晋语民歌属于内亚草原歌谣系统，与突厥民歌有明显的亲缘关系。杨继业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孕育他的这块土地要想洗刷耻辱恢复荣耀，必须从脱离中国开始。
雁门黄河两侧这一如今都使用晋语的区域，犹如内亚伸出的一个半岛，在当时也属于同一文化单元，是一块保存了蛮族武德的高地。这从时人的评论中可以清楚看出：“河东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自代北至云、朔等州，杂虏所居，不惮攻杀，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横山一带藩部，东至麟、府，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同内亚族群，受到相近风习的濡染，互相之间没有隔阂。这也表现于河东沙陀集团的来源和组成上。
沙陀集团的组织模式来源于内亚草原的军事兄弟会体制，其原型是中亚的突厥禁卫军。军事兄弟会的目的在于培养和选拔军政精英，注重武士资质而不拘泥于背景。沙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种体制的典型体现。沙陀本为西突厥之别部，据考应是突厥化的泛伊朗人部落。沙陀突厥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至灵州，被唐朝安置在盐州（今陕北定边），然后迁徙至内亚族群杂居的代北，与从晋国的六胡州（今鄂尔多斯南部，系唐朝为安置东突厥降附的粟特人而建立的六个羁縻州）东迁至此的粟特人联合，形成了“沙陀三部”。沙陀本部之外的索葛、安庆两部由六胡州粟特人组成，“索葛”的名称就直接来源于“索格底亚纳/粟特”。三部都是伊朗系的白种人。汉籍中的体貌描述亦可印证，李克用就有“碧眼胡”之号。沙陀三部构成了晋国政权的核心，继而吸收阿尔泰系的吐谷浑、突厥、回鹘、奚和阴山鞑靼等“五部之众”和其他代北人，重心南移到晋阳后，又联姻河东大族，吸收了晋阳军府的各族武士，包括杨继业这样的党项武士，最终形成的河东沙陀集团可谓荟萃了晋国各地武士的精华。晋国统治精英的来源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生活在晋地的内亚族群，为着共同的国家战斗和牺牲。
晋国成为五代的主要秩序输出者，北汉能在不利条件下顽强抵抗，原因都在于内亚相对于东亚的优势。沙陀骑兵娴熟运用骑射、破阵、袭扰、长途奔袭、单骑作战等各种战术战法，其战斗力不但绝非中国的费拉军队能比，即便与契丹骑兵对决，表现也更胜一筹。沙陀集团是五代首屈一指的军事摇篮，诞生了六个能征善战的皇帝和无数的禁军将领、节度使和州刺史。集团领袖除了是决策者，还应是武艺高超的勇士，承担冲锋陷阵的风险，否则难以服众。以后唐为例，庄宗李存勖登基后仍然冲杀在先。明宗李嗣源也是以“吾以手击贼”自诩的猛将。沙陀集团还有着优越的组织资源。沙陀武士因义子制和生死之谊形成的坚强纽带，不因领袖和政权的更替而改变。相较于中原的流民佣兵集团，沙陀武士集团的优势自不待言，好用浪人的卢龙武士集团也不能与之相比。
身处秩序洼地的欧阳修之类宋儒，囿于井底之蛙的视野，不了解超越血亲纽带的内亚组织模式，反而胡乱抨击：“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异类合为父子”。收义子的实质是加入军事兄弟会。杨继业这样的英勇善战和声名出众的武士才有资格被收为义子。欧阳修歌颂的郭威赵匡胤之流是连做义子都没有资格的外围。
遗憾的是，沙陀集团没有审慎地运用举足轻重的力量，一再向中国输出秩序，严重地削弱了自身，只赢来了有害的帝国冠冕。晋国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不能与中国对晋国的逆向殖民主义相提并论 — — 前者是提升中国的层次，但是这对晋国来说意味着机会的牺牲。沙陀集团若能拒绝逐鹿中原的诱惑，确保对内亚输入线路的控制，用心经营本土，同时顺应东亚的碎片化趋势，促成以藩镇为基础的多国体系，也不会沦落到被中国的劣质秩序反向征服的地步。上帝未尝不是通过苦难迂回地向晋人发出宝贵的警示。
沙陀人的迁徙路线也就是内亚的商道和文化输入路线。当雁门以南由于宋朝的封锁陷于凋敝时，契丹治下的晋地在开放下保持着繁荣。契丹兴建的丰州城（位于今呼和浩特东郊）处于联结契丹统治中心和西域的喀喇汗王朝的漠南道和联结漠南漠北的回鹘道的十字路口，成为内亚的通衢重镇和商团、使团往来聚集的国际化城市，其地位在金元时期也一直延续。在兴盛了450年之后，丰州像晋阳一样毁于中国侵略者的兵火。
晋人居住的山后地区也很繁荣（按古人说法，幽云十六州被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分割为东南的山前七州和西北的山后九州；山后九州相当于如今的雁北和张家口，在当时同属西京府也即大同管辖，地理上属于晋蒙高原，文化上是晋语和晋俗覆盖的连续区域）。大同作为契丹的西京，被建设成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晋阳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照。应县木塔、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等名胜古迹均为辽代遗存。张家口一带自中唐以来就是西来的内亚武士活动的地区，也深受伊朗文化的影响。这里至今盛行晋地广泛分布的源于祆教的旺火习俗。李克用带领沙陀武士进入这一地区时，曾大力推动葡萄产业的发展。坝下谷地长期是晋国除了汾河谷地之外另一个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的中心。这一切在契丹治下都得以延续。宣化辽墓群的精美壁画和文物反映了晋人土豪享用着私家乐伎、契丹仆役和葡萄酒的富奢生活。这说明，在没有机会独立建国的前提下，晋人生活在其他内亚政权之下比被中国统治幸福得多。
宋朝政策的实质就是排斥优质的秩序输入。宋朝切断了内亚的路线，使自己陷入技术落伍的境地，迫害杨继业这样的内亚武士，只能招募中国本土的流氓无产者为兵。这样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只好极力扩张规模。宋朝养兵之多空前绝后，武人之贱也是历代仅有，好男不当兵即始于宋朝。为了消弭动乱，宋朝每逢灾荒就招灾民为兵，还多以罪犯和盗贼充军，以至于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时谚。如果说晋国的英雄是剿灭流寇、拯救东亚的沙陀骑士，中国的英雄就是打家劫舍、坐等收编的梁山好汉。
流氓无产者自身无法建立合法统治，依赖士大夫充当政权的门面。宋朝建立起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给以历代未有的优待，所以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宋朝的“宽仁之政”。宋代士大夫作为秩序消费者，擅长的不外乎讲究阴柔病态的风雅生活，或者像辛弃疾一样一边大肆敛财一边意淫强国。
士大夫官僚集团和流氓无产者佣兵的统治，意味着财政的灾难。宋朝以重税闻名：“赋敛烦重……数倍于古”、“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即便如此也无法填补不断膨胀的财政黑洞，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势在必行。宋朝的重要行业如盐茶酒、外贸、坊场等全被官府垄断。仅以盐为例，晋人在禁令下不能购买本土的解池盐，还在高盐价驱使下冒着死刑风险从契丹和西夏走私盐。宋朝还滥印“领先于世界”的纸钞，通过通货膨胀掠财。从王安石、蔡京到秦桧、贾似道，可以画出一条盘剥指数不断加深的曲线。宋儒朱熹指斥“古者刻削之法，本朝皆备”。宋朝所谓的经济繁荣，纵向看是五代十国的残余，是对各国经营成绩的杀鸡取卵式挥霍，横向看则是汲取地方以供养帝都的畸形繁荣。
卑鄙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注定灭亡。在安享一百年和平之后，宋朝撕毁与契丹的和约，试图通过投机在新国际格局中分一杯羹，实现侵吞幽云的美梦，不料将自身的无能和猥琐暴露无遗。金人入汴，宋朝得到了与其德性相匹配的下场。靖康耻是上帝对中国人的判决 — — 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上帝的仁慈。赵家人如果不是落到女真武士手里，必将在卷土重来的大洪水中得到朱明子孙的结局，而不能指望任何优待。在新一波内亚民族的打击下，宋朝的残余势力仓皇南窜。饱受摧残的大晋不再有力量光复故国了，枷锁却得以解除，进入了繁盛的金元时代。
二百年后，晋国诗人元好问途经晋阳故城，目睹断壁残垣，怀着愤懑写下了一首杰出的爱国诗歌《过晋阳故城书事》。相信有一天，这首诗会被收入晋国的中学课本，中国人对晋国犯下的罪行也会被晋人永远铭记。
英武帝继位后为政暴虐，滥杀皇族和大臣。世祖子嗣多遭其毒手。在数千吐谷浑武士的抗议下，吐谷浑军统帅卫俦也被杀害，导致这支精锐军心瓦解。北汉政局的昏暗，英武帝难辞其咎，但是这笔帐归根到底要记在操纵北汉政局的中国人头上。
在这次侵略期间，赵匡胤发出四十余道劝降书，向北汉君臣封官许愿。英武帝虽非贤君，但是并非毫无骨气之辈，对其置之不理。宋军久攻无果，契丹援军又赶来，于是撤军。次年，赵匡胤亲率宋军围攻晋阳。围城战斗异常惨烈，多名宋军名将命丧城下。赵匡胤强征民众修筑蓄水工事，决开河水冲灌晋阳，造成城墙崩塌，大水冲入城内。北汉军民用柴草堵塞缺口，连夜修好城墙。宋军还击退了契丹援军。郭无为趁机动摇人心，但是“并人及继元左右皆欲坚守以拒命”。当他发现阴谋无法得逞时就找机会出城投降。英武帝得知后果断将这个中国游士缢杀于城头，以示死守的决心。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晋阳依旧岿然不动。赵匡胤难以承受精锐的损耗，这时第二批契丹援军又赶来，就丢下大批物资撤退。不久，赵匡胤第三次侵略北汉。宋军刚抵达晋阳城下，赵匡胤就在烛影斧声的疑案中暴死，再次匆匆撤兵。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宋朝吞并了南汉、南唐和吴越。南方诸邦全部沦陷。北汉这时只剩下晋阳一座孤城，还需要契丹支援粮食，也到了财穷力竭的境地。面对坐拥东亚雄厚人力物力的宋朝，晋人拒绝顺应妥协的时代潮流，不愿做束手就擒的降虏，坚持继续战斗。
得位不正的赵光义想用不世之功震慑人心，把侵吞北汉当作头等大事，调集了十几倍于北汉兵力的大军再侵北汉。宋军击败了契丹援军。北汉依靠仅剩的三万五千户平民和三万兵士，展开了最后的悲壮抗争。宋军修筑围城工事，完成了对晋阳的合围。赵光义遣使送来劝降书，守城将士拒绝接收。宋军的攻击愈加猛烈，晋阳军民也展开殊死抵抗。抛石机日夜轰击晋阳城垣，导致城墙伤痕累累，城头几乎没有完整的堞口。数万名弓弩手列阵城下将漫天箭雨倾泄到城内。仅是北汉从市民收购的流箭就有一百余万支。
是年五月初五，英武帝投降。历经二十九年的北汉亡国。皇帝投降了，大将杨继业仍在南城苦战。赵光义久闻其骁勇，想把他收为己用，让英武帝下达归降的命令。杨继业面对皇城拜了又拜，放声恸哭，解除铠甲。北汉君臣投降了，晋阳军民仍与宋军巷战。民间习武组织“弓箭社”给予宋军痛击，晋阳市民在屋顶上揭起屋瓦攻击宋军。
史籍中一再出现“并人守意益坚”、“并人犹欲坚守”、“城中人犹欲固守”这样的记载。赵光义斥骂晋人是“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顽民”。敌人的攻击是对晋人的最高褒奖。赵光义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处死了主张抵抗到底的八百名死硬派，还将北汉的宫女赏赐给将领，放任宋军抢夺女子充当军妓。赵光义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泄恨，而要釜底抽薪地摧毁晋国，一劳永逸地消除晋人的反抗。
按照占星家的说法，汴梁属于“商星分野”，晋阳属于“参星分野”。天上参商不相见，地上晋宋不并立。赵光义害怕这座“王气所钟”的龙城，害怕桀骜不驯的晋人凭借坚城光复故国，决定摧毁晋阳。这道无耻的命令收录在此；“乃眷太原，本维藩镇，盖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诖误军民。今既荡平，议须更改。当令众庶，永保安宁。其太原旧城并从毁废，仍改为平晋县，别于榆次创立并州。”从中可见中国帝国主义者颠倒黑白的本事：中国侵略晋国和摧毁晋国首都是为了让晋国“永保安宁”。
赵光义强令晋阳人全部迁离，然后放火烧城。四十里“锦绣太原城”燃起了熊熊烈火。不及出城的老弱或葬身火海，或踩踏而死。次年，赵光义下令引水灌城。火烧水淹后，这座始建于春秋，历经北朝和隋唐的经营，有着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大城变成一片废墟。无数辉煌的建筑和工匠的心血都化为灰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之中。
赵光义降太原郡为州，改晋阳、太原二县为平晋县，还严禁晋人回晋阳故城居住。他将自己驻扎过的行营改为统平寺 — — 也就是“解放纪念馆”，在寺中立起炫耀战功的《平晋记》碑，供上他本人的画像，并围绕统平寺修起“平晋城”。为了淡化晋人的认同意识，宋朝还对晋祠进行布局改造。晋祠的主神是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宋朝诡秘地毁掉了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在此修建了圣母殿，随后又在偏僻一隅重建唐叔虞祠。
一班风水术士迎合赵光义的阴暗心理，称城北的系舟山是晋阳龙脉的龙首，劝他削平系舟山的山头，此即“拔龙角”。赵光义下令修建的新城，规模大大缩小，并且只修丁字街，丁钉同音，寓意钉死龙脉，以永绝晋人复国的可能。元好问对此有辛辣的讽刺：“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赵光义处心积虑地消灭北汉、摧毁晋阳，同时也毁掉了汴梁的屏障，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伏笔。
宋朝的暴行在晋人心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晋人展开了静悄悄的抗争。平晋城空置七十七年无人入住。统平寺被晋人反复烧毁，不得不罢祀。晋祠宋碑的碑文被晋人凿掉，成为一块光秃的无字碑，最终失踪。千年之后，耻辱的记忆仍在延续。
晋国是内亚自由世界抵挡中国专制主义的防波堤，每当中国邪恶轴心扩张时，就首当其冲地成为去内亚化的牺牲品。北汉亡国后，掳掠人口的大流放达到了顶峰。宋朝先后从北汉掳掠了二十多万人。宋朝还将边地划为禁区，驱走当地晋人，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晋国在宋朝统治期间始终没有恢复元气。这是中古以来辉煌的晋国文明向下转折的重要关节点，也标志着晋国作为重要的内亚秩序输出者的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晋人再也没有一次彻底挣脱过中国的牢笼；一直到近代的晋绥政权之前，晋国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个持久的本土政权。
英武帝作为受优待的降虏在汴梁度过余生。时任雁门节度使的刘继文则于北汉亡国之际投奔契丹，受到了盟友的礼待，并被封为彭城郡王。北汉亡国后有不少官吏将卒长久亡命山林，拒不归服。为了怀柔他们，赵光义对杨继业这样的降服者表面上也采取优待。
吞并北汉后，赵光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幽州的高梁河之战，结果全军覆没。赵光义乘车狂奔才逃得一命。辽宋进入对峙状态。赵光义看重杨继业的军事经验，任命他为驻守雁门关的边将。杨继业率领的一支精锐保持着沙陀骑兵的军事水准，可以与契丹骑兵展开旗鼓相当的战斗，这是寻常宋军无法做到的。
宋朝本由篡夺而来，赵匡胤出于僭主的恐惧大搞特务政治。弑兄上位的赵光义尤其猜忌。他用特务监视群臣，对武将更是百般提防。赵光义喜欢让将领按照他亲授的“阵图”作战，还派监军掌握前线最高决策权。作为曾令宋军蒙羞含恨的敌国降将，杨继业的处境更加艰难。尽管他屡立军功，声威远播，以至于“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仍不过是“控制使用”的偏俾小将。赵光义为了赵家江山还假意优抚，同僚的倾轧就不加克制了。杨继业的战绩换来的是同僚的弹劾和诬陷。赵光义将这些奏折转给他，看似信任，其实有敲打和警告的用意。
赵光义为了侵占幽云，又不自量力地发动了雍熙战争。宋军的东路主力惨败，赵光义下令全线撤退，并令杨继业的西路军迁走刚攻占的四州的民众。杨继业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却遭到监军王侁语含杀机的逼迫：“得非有他志乎”。杨继业明知“此行必不利”，在发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的悲叹后，投入了一场飞蛾赴火的战斗。主帅潘美没有按约定接应他，在得知他兵败后也未援救。宋朝君臣对杨继业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杨继业获胜是为宋立功，取败可以为宋除掉隐患，均无不可。潘美之类只是政策执行人而已。潘美等人最初掩盖杨继业死亡的真相。杨继业之妻折氏“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赵光义才在舆论压力下做了安抚性处理。
云、朔诸州的宋将听说杨继业已死，纷纷弃城南逃。契丹人从未把杨继业与宋将混为一谈。位高权重的曹彬、潘美之流在契丹人眼里是不屑多提的平庸之辈。杨继业则是他们敬重的勇将。萧太后在战前就下令不准伤及他，在他死后还修建了杨无敌庙作为纪念。
晋人同情本土英雄的冤苦，愤恨宋朝君臣的卑鄙，通过民间文学疏泄情绪，杨家将传说由此产生。中国御用文人进一步将宋朝利用和陷害的晋国悲剧人物包装成抗辽战斗模范，榨取最后的宣传价值。杨家将传说就是这两种成分的杂糅。
在高梁河之战后，为了帮助刘继文光复北汉，契丹曾令大同节度使萧咄李发起雁门之战，被杨继业以数千骑兵击败，萧咄李也被杀死。杨继业的这次胜利是宋朝在宋辽战争中寥寥无几的胜仗，但在政治意义上是纯粹的悲剧。杨继业的人生和事业可以分为两段。他在人生最好的三十年时光里为祖国效力，与中国敌人奋勇战斗。在北汉亡国后的七年里，他被迫成为敌国打击友邦的工具。他的境遇也发生大逆转，从备受尊重的国之干城沦落到只能默默忍受欺辱的地步。
杨继业的事迹对于晋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武士之所以为武士，绝不是只就武技而言的，而必须为自己的共同体战斗。从北汉亡国的那一天起，抗击中国的晋国武士杨继业就已死去，中国俘获的军事人员杨继业还在苟活而已。晋国的爱国者们必须避免陷入杨继业的境地，而应像刘继文那样竭尽可能投奔给予庇护的友邦，继续战斗。”Jinland is not yet lost, so long as we live”。
在中国的费拉传统的腐蚀下，杨继业的后人弃武从文，洗脱自己的蛮族身份，选择了安逸的科举仕途，产生了所谓的“将门学士”，其后逐渐湮没无闻。杨继业家族的轨迹就是晋人命运的缩影。晋人的武士精英被迫害和腐蚀，晋阳的武士集团被瓦解和拆散，晋国的武士传统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
杨继业与其妻折氏出自陕北的酋豪家族。当时这里分布着众多依靠部族习惯法治理的内亚部族 — — 以党项羌来源居多，也融合了匈奴、鲜卑等北亚族群和西域胡。麟州杨氏和府州折氏属于当地的四大酋豪之列 — — 麟州杨氏当是党项人，府州折氏和夏州李氏（拓拔氏）是有鲜卑来源的党项人。他们本来都是沙陀政权的藩属，享有世袭的军政权力。杨继业之父就是麟州杨氏的第一代。孤悬于河西的麟州杨氏难以得到北汉的支持，迫于中国政权的淫威，为保一方乡土转而向中国称臣。府州折氏从李克用起历仕三个沙陀政权，后来也倒向中国政权。宋朝令杨氏举族迁离，斩断其与故土的有机联系。麟州杨氏，三世而止。府州折氏相对“幸运”，宋朝需要借其力量打击西夏，没有完全剥夺其权力，但是予以限制和削弱。夏州李氏向西发展，从宋朝挣脱，建立了西夏，这是晋地又一次秩序输出。西夏在几百年里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文明，同时不断予进犯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以痛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