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烏日昇
從河套平原到山西的太原地區 — — 這塊在歷史上被統稱為朔方的地區，曾經在東亞的歷史上產生巨大的作用。我們如果回首內亞的文明和秩序傳播路線，會發現上述地區同時承擔了文明運輸和秩序輸出的作用。換言之，來自西亞和河中地區的先進文明，在進入遼闊的準噶爾盆地和蒙古高原之後，從居延海進入河套平原，在持阿爾泰語系的民族武士（早期活動于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的鬼方、白狄可能不屬於上述北亞人種，詳見《夏至戰國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的保護下南下進入中原地區，而朔方地區由於是罪惡支那和自由遊牧世界的接觸前線，所以也屢屢成為遊牧民族自我整備和懲膺暴支的基地。在這塊從黃河沖積平原向山區乃至於向中原過渡的區域，由於其在自然方面的過渡性質，使其文明形態既不同於純粹的農業經濟，也不同於純粹的遊牧經濟，而是夾在支那 — — 阿爾泰兩種文明環境之間，形成自己的混合文化。其由北到南農業化的特色逐漸加深。
根據自然地理學觀點， 以400毫米雨量線作為乾旱區和濕潤區的界限，歷代長城的修築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如《遼史·營衛誌》所說，“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獵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以限南北也”。所以，可以說“長城文化界限是自然和人文的混合產物，也就是氣候、植被和人類經濟活動所交織的巨大文化之索”。美國學者拉特摩爾在“長城邊疆地域”概說中提出： “在中國農業完全不能存在的絕對草原，及遊牧顯然不如農耕的多水的中國土地間，有一個過渡地區，其不完全與中國或草原同類，所以它們也不完全有中國的特點（城池及其附屬的農村社會）或草原的特點（血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制的區域內要求牧場的權利）”，河套平原和大同-忻州-太原三大盆地就是既符合上述地貌而且兼有兩者的混合文明特點的地區。
《蒙古民族通史.卷2》一書針對室韋民族的西遷指出，室韋人西遷的主要原因在於，強盛的契丹王朝阻礙其南下，於是像以往的歷史（鮮卑、柔然等）一樣，先佔據蒙古高原西部的廣闊地帶，然後圖謀南下。而沿著曹勇年先生的思路分析，不難看出，遊牧民族在蒙古高原站穩腳跟之後，往往會趁中原王朝衰弱之際進入河套，然後佔據山西高原，最後加入逐鹿中原的歷史進程中。比如著名的匈奴、鮮卑、突厥沙陀、蒙古部落集團，都曾複製這個路徑。
由於山西高原的氣候和環境與蒙古高原近似，而與中原平原差異較大，一般的遊牧民族，往往先在并州地區徹底站住腳跟，進而沿汾河谷地南下，一邊奪取晉南平原，適應當地的氣候和環境，或東出太行奪取華北，如劉秀建立漢國、拓跋氏橫掃華北諸國、高洋建立北齊、李存勗建立後唐等等；另一方面，朔方地區，尤其是河套平原，比蒙古高原更適宜農耕，能為遊牧民族提供更多的糧食，有助於減輕遊牧民族的人口壓力，并改善其生活，它成為遊牧民族南下的立足點，存在必然性。所以在中原王朝方面，更忌憚遊牧民族控制朔方，所以不惜耗費眾多人力物力驅趕遊牧民族離開朔方，並在朔方的北部邊界陰山山脈修築長城，這在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後，顯得尤為迫切。
可以說，朔方地區作為俯瞰北中國的制高點，誰取朔方誰將有可能取天下，直接關係到中央王朝的穩固性。同樣，在元朝蒙古貴族集團退出中原之後，殘存的北元勢力如果試圖再度奪回他們祖先昔日的榮耀，依舊會重複上述思路。本文即圍繞對明朝中期北方安全影響最大的土默特部落首領阿勒坦汗以及其對朔方的爭奪和經略乃至於上述地區人民的反應為對象進行研究。
筆者認為，研究上述問題，需要從與16世紀中葉蒙古各部落之間的領土爭奪、明朝的戰爭政策演變狡黠通商相關的五方面入手，故而立命題如下：
1）土默特和明朝戰爭的起因；
2）朔方人民在嘉靖年間所受的壓迫因素 ；
3）朔方百姓和土默特在農業政治方面的合作，也即合流；
4）合流的失敗。
一、土默特部落駐牧河套平原和土明戰爭
淮西流寇集團在趕走元朝、殘暴鎮壓在可蘭山區活動的遺民反抗明朝侵略勢力之后，先後分兩次在沿著陰山山脈、蠻漢山脈和河套地區安置一系列軍事衛所，強制流放土著或者強制編偽山西省居民入衛所，比如東勝衛、宣化衛等。明永樂時期，好大喜功、貪得無厭的篡逆之徒朱棣多次侵略位於漠北蒙古高原的韃靼集團和瓦剌集團，或者挑撥離間，讓後兩者始終處於混亂狀態。但是由於朱棣在発動靖難之役的時候，獲得兀良哈三蒙古部落的支持，為了回報兀良哈，朱棣撤銷大寧衛，並且撤銷東勝衛，後，朱瞻基朝廷主動收縮位於雁門關以北的防線，並且修築九邊長城，徹底放棄河套地區。當土木堡事變發生的時候，遼闊的河套平原已經恢復昔日的草原景象。根據明朝史書記載，成化十年，蒙古部落已經明確定居在河套地區，河套平原於是重新被蒙古各部落反復佔據，直至達延汗再次統一蒙古高原為止。在此期間，由於明朝冥頑不化、拒絕與蒙古部落通商，以至於蒙古各王不得不以戰開關。
達延汗死後，蒙古高原再度陷入分裂。至俺答汗時期，已經分裂為衛拉特、韃靼和兀良哈三部分，俺答所率土默特居於中間。本來，在也先時期，蒙古各部還可以依靠與西域商人做買賣換取物資，比如明實錄所記載的衛拉特人高級使者皮爾馬黑麻、哈只阿力、阿老丁、兀馬爾等，均為回回名字，在也先時期更有衛拉特攜帶回回人2524人（其中回回人，也即中亞人750人）共同向明朝朝貢的記載（明朝正統十三年），而小王子則佔據東蒙古最好的草場，祗有俺答汗佔據相對貧瘠的中部，以至於當物資短缺偏偏不能互市的時候，祗能以武力掠奪。而且，當時的蒙古部落正在經歷人口過密化（支那語的“內捲化”，involution）發展，僅僅嘉靖初年俺答自己控制的人口就在10萬以上，隆慶年建更是發展到部曲40多萬人，“生齒日多”，單一的遊牧經濟已經不能供應如此龐大的人口，肉食和奶製品已經不能滿足俺答部眾的需求，於是，從“得粟不知炊而食”變為“漸知糧食”。落的邊界已經基本確定，不再可以隨意游動，呈現“各有放牧分地，彼此不敢逾越”的穩定狀態。從遼東到河套地區，農耕已然成為生產的主流。《譯語》說，兀良哈“務稼穡，不事剽略。”成化二十五年吳越丁亥，都察院經歷立李成說：“三衛人皆土著，可以稼耕，比之北虜，勢實不同。”朝鮮人申中一的報告說：“蒙古人在春耕的時候，多聚集人馬於平野，累累使之踐踏糞穢，後播種黍粟諸種，又使人馬踐踏，至耕治收穫時，令軍人齊力云。”尤其是嘉靖十六年，河套地區“居歲余，被蝗，美草盡於蝗蟲之口”；二十一年，“不幸大劄，人畜死者什二三” ；二十六年，疾疫“死者亦復過半”；三十年，“畜產死，人民疫病” ；有的部落由於缺少食物，竟至“易子而食” ；“其瘦餓之形，窮困之態，邊人共憐之”（《皇明經世文編卷.318》） ；各部“富者十二而貧者十八” ，竟然“視漢一匹布有如錦繡，一斗粟如珍珠” 。
人不畏死當然不能以死懼之，於是“捐生搶掠而無忌” “饑賊勢窮，背死借一，其孰能禦？”相應的，部曲所需的鐵製品數量也在增長，明朝即使偶然允許互市，依然嚴禁鐵器出口，造成俺答汗執政初期的鐵器持有量始終很低，以至於每入侵“以得鍋為奇貨” 。但是中央王朝始終認為蒙古人獲得鐵器的目的是製造兵器，所以始終禁止鐵器出口。在內地堅壁清野和嚴禁貿易的情況下，蒙古人得獲鐵鍋的數量很小，根本不夠使用，祗能“臨帳借鍋而煮食” ，甚至“生鍋破壞，百計補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貯水煮肉為食”（《皇明經世文編》卷317）。
蒙古高原並非第一次面臨如此內捲化問題，但是以往的蒙古高原大多處在一個內亞 — — 東亞的開放環境中，比如在元朝中期，蒙古地區出現雪災，又遭遇人口高峰，元朝可以從江南購買糧食救濟牧民。但是明朝作為消滅元代封建係統的大一統兇手，其太祖是一個劉邦式的流氓，本身毫無正統性可言（筆者按：所以纔會編出什麼“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的可笑狡辯之詞，實際是越辯解越抹黑自我），祗可能處在蒙古各部的對立面。可以說，蒙古部落的窘境，完全是明朝故意為之。相比之下，俺答汗反而非常客氣，觀其在前期的“求貢”行為，幾乎近於低聲下氣的地步。他在從嘉靖十年到嘉靖三十年間，曾經九次派遣使者請求開放朝貢，以便於貿易。他在嘉靖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之間，派遣石天爵致信明朝：“累夫犯塞，兵刀傷殘；所得諸富，出塞轍死失”，又占卜說“若慾得吉，必入貢南朝”，然而即使俺答汗如此懇切，所得到的依然是明朝的猜忌和狂妄的拒絕 — — 荒淫無誕的嘉靖認為“（俺答）詐而貢，不可信。大義拒之，彼奸自阻，趣行守臣，大振天聲，方為得策。”，於是居然對使者處以凌遲，獎賞抓捕使者的下級軍人，向九邊傳送頭顱。
自負且閉鎖的明帝國自認為天朝上國無所不能、可以“不與外夷互通有無”，無視費拉帝國的實力和草原武士集團之間的懸殊力量對比，公然挑戰交兵而不殺來使的外交傳統，開釁於土默特，徹底激怒俺答汗，於是俺答汗乾脆算總賬。“虜酋唯俺答為雄，其分往宣府、境外、把、辛愛等五郡，皆親枝子弟。一有煽動，即為門廳燃眉之災難，視吉難三子，散出河西偏隅者，不可同語。故今之制驅諸夷，要在此一酋而已”。所以懸賞“上出賞格：擒斬俺答賞銀千兩，升不次；他酋三百兩，升三級”（《北元史.六》）。
如此冥頑不化的態度，祗能加劇俺答汗對明朝的仇視，讓怒火發洩到無辜的朔方百姓的身上。不久，俺答汗再次南下，破壞田野十萬頃，殺戮二十萬人、畜生二百萬，焚毀房屋八萬，範圍波及太岳山以北的整個朔方地區。即使如此，天真的俺答仍然對卑鄙下劣的海特得（hitad）抱有不切實際的美好想象，不放棄懇求朝貢的方針，在嘉靖二十五年，準備用蒙古人最高貴的供物“駱駝、馬、牛、純白牛馬各九頭，以及金銀鍋各一口”，請求打開市場，並且拒絕小王子邀請他一起進攻長城的邀請。但是，明朝在上次縱容抓捕使者的惡例已經開壞影響之先河，結果，使者被殺，引起俺答汗的再次南下。對此，明朝的謀士們也頗有異議：“蓋小王子九部，牧於青山，所戀者，中國緞帛。略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市完善。因遷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於天爵口；當事即慾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為長慮，遂戮信使，苟快目前”(《全邊略記》）。
事實證明，明朝的做法完全違背土默特和朔方兩地人民的利益，長城並不能阻礙兩邊人民人親切的交往意願。明朝為了破壞秘密貿易，於是沿用“搗巢”的方式越境對蒙古部落進行打擊，在草原水草豐盛的季節對遷徙到長城附近與長城附近軍民進行私下貿易的牧民予以驅逐或者“燒荒”，乃至於派間諜跟蹤，從中破壞：“戊申，先是長城西鄉官軍李錦等二十二人闌出，與虜交易。遊擊戴昇諜知以報巡撫史道，道令壯夫郭憲章等十五人密往察之，比至塾錦等恐事泄，潛召虜數十騎殺以減口。惟憲章等三人脫走，訴其狀。巡按禦史江浚以聞並核參將紀振等罪，上命革振任回衛閑住，事下巡按禦史勘奏，仍遍諭九邊撫按官懸榜嚴禁。”（《明世宗實錄.卷245》）。如此種種，在引發俺答汗強烈反彈的同時，必然引起朔方百姓更嚴重的不滿和仇恨，加劇後者向俺答汗的歸附。而明朝官員則發出“屢屢不能禁止”的無可奈何驚歎：“虜代軍瞭望，軍代虜牧馬”、“故大帅周尚文，又私使其部典房市”、“往時虜曾请貢，廷議未從;尚文懼虜眾觖望必将肆毒，乃乘其效顺之機，投以货路之利，虜既如願，邊亦少事。”（《萬曆武功錄》）。有學者指出：“則光是大同墩哨軍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額，就至少可達三千兩銀”（臺灣學者黃麗生言）。
二、朔方人民在嘉靖年間所受的壓迫因素
明代中期，一方面，軍隊戰鬥力持續下降、腐朽不堪；一方面，衛所制度崩潰，原本“一軍之天，足以贍一軍之用，衛所管理奉糧皆取給焉” — — 衛所屯田被腐敗流官（軍官）和宗室子弟大肆兼併，其次是原來與衛所相互配套的屯糧、鹽引制度被廢除，因為改變《開中法》，允許鹽商依靠提供糧食換取引子，不必運輸糧食去邊疆，造成屯田的商人紛紛離開。腐朽軍官又貪污軍糧和侵佔耕地 “大同參將曹儉選壯士六百餘人私役於家，佔應州等地莊地一百五十餘頃，又私役大同諸衛軍百餘人耕種”。在荒唐的明武宗時期，大同宣化地區的軍餉已經成為嚴重的財政問題，“官軍俸糧經年未支”。明武宗不僅屢屢去大同和宣化地區奢侈無度，在當地修建“鎮國府”，肆意騷擾當地婦女，不論已婚還是未婚都難逃被騷擾，而且逼迫衛所軍人為其大興土木、不得休息，嚴重擾亂當地人民的生產秩序：“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村堡丘墟，公私匱乏”，“修番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加之自明朝竊據雁北以來，在洪武年和永樂年先後強制移入山西其他地方的軍戶和家屬近26萬（《中國移民史.明代》），大規模的屯田早就讓乾旱偏寒的雁北不堪重負，而明朝又為了防止蒙古軍利用森林打掩護戰，大舉破壞臨長城的山林，造成當地自然災害頻發，缺少腐殖質滋潤的土地日漸貧瘠化。上述原因使得原本就在貧困線上掙扎的軍戶紛紛逃亡。
在上述壓迫中，宗室壓迫是最明顯也是最嚴重的壓迫。《皇明祖訓》明確規定了宗室成員分別屬於八個等級以及相應的特權，從嫡子到庶子，從親近到疏遠，分為親王、郡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六世孫以下世授”）。藩王養尊處優，競相以生子為樂趣。早在弘治八年（1495年），山西巡撫顧佐就在奏折中提到山西藩王的人口問題：“山西分封宗室獨繁于他省，親王、郡王、將軍至郡、縣等主無慮千餘”。原來，山西雖然只有三個藩王，每個藩王所得到的分封面積卻遠遠小於其他地區的藩王，分封密度相當高。而後來藩王人口的高速增長，讓原本“地貧民瘠”的朔方地區雪上加霜。
在明世宗嘉靖初年，藩王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困擾明朝廷的難題，包含朔方在內的山西的問題又首當其衝。嘉靖八年，詹事霍韜在《修書陳言疏》中對山西藩王府人口的暴增和祿糧問題憂心忡忡，指出晉王府（位於太原）王爺一人，每年需要祿糧一萬石，如今增加郡王、鎮國、奉國將軍、中尉等等，共兩千八百五十一位，需要每年支出祿糧八十七萬多。在三年後、由戶科都給事中管懷裡提出的奏章更感慨說，山西晉王、代王、沈王三個王府，每年用祿糧玖拾伍萬陸仟多，但是每年供給的祗有捌拾肆萬兩千多石 — — 換言之，僅僅五年，山西藩王府的每年用糧就從872306石增加到956000石，增加幅度高達10%！以至於在嘉靖二十四年十月，總督翁萬達在奏折中提出，由於大同地區無力承受代王府日漸龐大的生育人口，請求遷徙和川國和昌化國的人口去山西和陝西的其他地方生活。王世貞在《弇山堂别集》中，特意列出一份隆慶初年各大藩王府成員人口數的數據。根據該數據，盤踞朔方的兩大藩王 — — 代王和晉王，共有人口9047人，全明朝的藩王府人數合計24023人，朔方地區居然養活明朝寄生階級37.7%的人口。朔方地區所受明朝壓迫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為了解決龐大的寄生階級的用糧問題，藩王宗室通過欽賜、請乞、投獻、直接侵佔四種方式，成為朔方地區最大的地霸：
1、欽賜、請乞：名義是請求“閒田”，實際是赤裸裸地搶劫。比如上奏請求賜給莊田（欽賜的土地），“奏討五十頃，而傾佔100傾者有之，奏討100頃，而傾佔200傾者有之”，連莊田周圍的地一齊佔據。比如早在，大同、宣府地區的“八府良田”就被以奏請的名義搶奪，失去土地的民眾無處控訴（《明史.食貨志一》）；
2、投獻：在明朝的高壓賦稅的壓迫之下，眾多被逼無奈的百姓不得不用投獻的方式讓出土地，以躲避稅收。《繁峙縣志》記載“繁峙縣民甚少，皆系四野流民自行開墾，遂成村落。亡命不逞之淵藪也。往往為他郡豪右及振武衛官侵為己業。間有不得其平者，即投獻王府。”
3、直接侵佔：王府藉口“屯田”的名義侵佔官田和明民田，“致使邊關軍缺田耕種”（《明英宗實錄.卷110》）以至於《明史.食貨志》驚歎“民有產者無幾耳”。
藩王大規模侵佔土地，至使朔方百姓在災害面前不堪一擊，幾乎毫無抵禦能力。嘉靖四十年，當時擔任山西右布政使的宗沐在奏折中寫道：“山西列郡俱荒蕪，太原尤甚，三年于茲，百里不聞雞聲。父子夫婦互易一抱，命曰”人市”。宗䘵八十五萬，累歲缺支，饑疫死者幾二百人。”坐擁豐厚不義之財的藩王府尚且死亡二百人，可想而知廣大被擠壓至失去土地的死亡邊緣的朔方百姓的悲慘狀況！
在腐朽透頂的明朝的統治之下，人心思變。相比之下，作為毗鄰的蒙古可汗的政策如果格外仁厚，必然會吸引大批苦難朔方百姓的注意力。朔方人民也早已意識到，淮西流寇建立的明朝出於自保設置的鎖國防禦政策，諸如搗巢和修築堡壘是非常可笑而且愚蠢的。
早在成化元年，已經出現逃亡塞外的朔方百姓為蒙古部落做嚮導報復明朝的例子：“觀火節雖號桀黠，然古之黨項元昊之流猶不足。一今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倖乱政，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虚，民不见德，深可畏也。…今沿邊之民，终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雖有賞賜而已，或不得全给;戰有首级而已，或不得為功。今又遭虜寇残破，舉家不得相保;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為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其心如此，尚望其效力而趨戰乎?”
熊庭弼在《務求戰守長策疏 》中形容說：“嘗問外間人言，向特怕虜殺我耳，今問虜築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養我，歲種也，不過粟一囊草數束，別無差役以擾我，而又舊時擄去人口，有親戚朋友可以看顧，我與其死於饑餓，作枯腹鬼，死於兵刃，作斷頭鬼，而毋寧隨虜去，獨可活命也。”
同時期，俺答汗已經依據蒙古地區的習慣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派人制定的《阿勒坦汗法典》，對部民的掠奪和收留來自長城內的流亡降人做出明確的規定，不再像最初那樣視之為“可以被肆意處理的會說話的財產”隨意使喚甚至作為人牲用來祭祀：
“胡姬多美…善拓、受苦(縫衣、造酒、揉皮、擠乳、捆鸵、怅房、收拾行李、至胼手胝足）近漢女代受其苦”、“虜逢漢男子老舆壮者，轍殺之;少者典婦女皆攜去為奴啤。(牧孳畜拾羹草)绝不贵重”、“ 虜稱天為腾格力，極知敬畏。…每舉大事，必僭祭，率以漢人為犧牲。…擇男子少好者令其裸體，取水灌渥….既乃縛於原野，虜中矯健者，馳馬揮刀，断其頭，復剖其腹，布肠胃於地，以属敬”（以上均來自《譯語》），而是轉而採取一視同仁的籠絡態度予以任用，明朝末期人尹畊在《塞語》的記載充分反映了這段歷史的變化：“又其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掠，丁壮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能者亦掠。是漸集眾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謀歸正;繼则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之部曲使将，是渐知用長也。”
比如在嘉靖十三年先後爆發的大同地區軍人起義，不僅試圖通過贈送俺答汗財寶以換取土默特的支援，以減輕明軍對自己的攻擊壓力，更在失敗後逃入土默特控制區尋求避難；嘉靖四十年，反抗暴虐軍官欺辱的軍人劉四殺死軍官李應祿，率領家人一百三十多人投奔俺答汗（《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中》），而土默特史官在《阿勒坦汗傳》中無不驕傲地藉依附的朔方人民之口，表達對俺答汗的敬仰之情：“神采奕奕的阿勒坦汗率三萬戶出征，包圍契丹（注1）地蘇布爾噶圖城進抵卜隴吉爾河，酩酊大醉的契丹人自行來投誠，使其魚貫而走婦幼乘車二星。”著名的反抗領袖、白蓮教教師呂鶴在鼓勵朔方信眾隨他脫離明朝的演講中，精闢地指出朔方人民應該選擇的前途：“今天遣北番至漢，漢人民死者，當十六七，吾慾脫眾生於厄，如有改轍從吾，吾能致汝免虜患。”
注1：蒙古語的“契丹”“華”和“中國”是一個詞，都來自詞根 haytan，事實則是後兩者來源於前者《遼人自稱中國考》，支那黃漢史觀作家混淆其區別，強行將上述三者等同，本文作者認為，在這裡，hitad 一詞被翻譯為“費拉”或者“降虜”更合適，但是出於揭示詞源的目的，先翻譯為“契丹」。而且請讀者諸君注意，筆者和土默特史官所說的「契丹」，僅僅針對朔方百姓而言，和北支那大平原上的真漢人無關。
這段材料系明朝士大夫編寫，當然多用“北番”、“虜”等侮辱詞彙，又以其明朝廷勞動工具的思維用降虜的代名詞漢代表丘富之口，但是其反應的呂鶴等人的認知卻是明確的 — — 在當時祗有土默特的利益與朔方人民一致，雙方的廝殺悲劇完全是明朝一手造成，所謂天厭明也！這樣的思想無疑是符合廣大朔方人民的心聲的：“於是塞下遂視鶴為神明”（《萬曆武功錄.俺答汗列傳》）。
明朝人認為，“臨邊幸民，往往逃入虜地，蓋其飲食語言既已相通，而中國賦役之繁，文網之密，不及虜中簡便也。”《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提出，遊牧民族習慣于使用“在塞下定居的、有胡化成分的Chinese（注2），或者和China有往來並且受農業熏陶的胡人….由於他們從中協調，讓當時的草原和農業文化之間的衝突得到緩解。”（筆者按：請注意文化範疇或地理範疇的支那和作為今天各民族囚籠的極權支那的區別）如此，不難理解為何朔方人民更樂意投奔土默特部落，而俺答汗更樂意引用這些從雁北逃難來到河套平原的白蓮教群眾和軍人。
注2：請註意文化/地理範圍的支那和作為今天各民族囚籠的集權支那的區別。
這些朔方避難者，一部分成為承擔耕種的農民，一部分人加入土默特軍隊，成為俺答在戰爭中的得力助手。比如在上邊提到的劉四，他在歸順俺答之後，被賜名劉參將，“於是，協趙全與李自馨、趙龍、王廷輔導引虜騎萬餘，從左衛黑王墩如，破雲陽諸堡五十餘座，殺掠一千六百餘人，略馬牛羊凡七千八百餘頭。俺答即以所略及漢亡命二千餘人屬四。”這些原在明朝飽受屈辱的士卒，在獲得知遇之恩之後，無不為新的主公竭誠盡志效力。他們在俺答封貢之前，為土默特對明朝的歷次戰爭深入敵方陣營，冒生命危險從事游擊戰鬥。《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說“大同之變，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諸部。俺答擇其黠桀者多與牛羊帳幕，令為僧道丐人，偵諸邊，或入京師，凡中圈虚實盡走告俺答。其有材智者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署為長。”白蓮教首領趙全，為了得到俺答汗的信任，不惜冒險化妝潛入應縣，為俺答汗購買醫藥，並且為俺答汗治好雙腿。
對此，在明朝內部還算能吏的胡宗憲，已經徹底承認明朝政策的失敗：“臣聞虜寇之入境也，鴟張鳥合，動號十萬，然其聞真為彼之種類，勁悍難當者，才十之四五耳，餘皆吾中國赤子也。蓋以昔年大同叛卒，轉相誑诱;近日兩鎮军民，累被俘囚;一受駕馭，皆成勁敵。或為之嚮導，或為之探聽，我中虛實情狀，山川險隘，虜俱備諳。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披能用中國攻中國。事體倒置，一至於此。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故哉?夫懷鄉土，思父母，凡有血氣，孰無是心?良由往歲奏帶:倚勢之人，及邊將貪利之徒，敢於殺降冒功，奪財以肥已。遂使百死一生之人，適為狼貪虎噬之資。沿邊军民，目擊其祸;新掠之眾，悉皆懲創，絕歸順之念，堅從敵之心，身没異域而不悔也。”（《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從這篇近於自嘲的檢討中，我們不難看出，明朝不僅喪失降虜們的支持，以至於無法戰鬥，更品性下劣，以對方的家眷或非戰鬥平民為攻擊對象，在正面戰場卻完全不堪一擊，完全符合支那語境之暗箭傷人的小人特點。而且，在明朝看來，那些被逼迫進入土默特尋求避難的人們，早已成為敵方的一員。所以明朝非但毫不反省，反而鼓勵躲在長城一側的明朝炮灰軍官們殺死嘗試回歸朔方的逃難者。這種做法，與當時明朝對待東南三淪陷區（吳閩粵）的“倭寇”（實際情況和朔方差不多，真正的“外寇”非常少，大多是反抗明朝抑商暴政的沿海商人和宗族大姓）的做法如出一轍（注3）。
注3：实际情况和朔方差不多，真正的“外寇”非常少，大多是反抗明朝抑商暴政的沿海商人和宗族大姓。
這充分說明，大一統帝國即使面臨內外交困的窘境，仍然執迷不悟，不可能自我檢討。因為他們向來奉行的秦政（內儒外法）本來就不拿人當人看，大眾祗是大一統絕對主義政權的人皮工具而已。依然處於文明青春時代的封建蒙古或封建日本，則主動成為降虜們的保護者。由此可見，反對大一統的必要性和封建制度財產對自由在保護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三、朔方百姓和土默特在農業政治方面的合作
俺答汗的熱心收留讓原本人煙較少、農業不能自給自足的河套地區實現了“ 開雲豐州萬頃，連村數百”的繁盛景象。伴隨白蓮教農民暴動失敗部眾的加入，豐州灘地區的人口數目很快突破十萬，呈現一番興興向榮的景象。在此期間，趙全、丘富、周元等原生活在長城內的知識分子或者宗教領袖的加入，對俺答汗在對明朝的政策、管理豐州灘、提升豐州灘地區生產力等方面的益處非常多。和之前逃亡進入豐州灘的大同軍人等不同，上述知識人抱有強烈的反明光復故土的意識，是明朝公開的對立面，因此往往為俺答征伐明朝出謀劃策；另一方面，他們作為朔方人，更瞭解長城內的情況和朔方百姓的心理，所以更容易駕馭豐州灘流亡百姓，而且很容易獲得明朝一側的朔方軍民的同情，以至於明朝在面臨俺答汗進攻的時候相當於門戶洞開，往往出現邊防軍人和土默特軍協力，或者前者避讓後者，任由後者進攻北京的情形。
俺答汗早已認識到上述朔方知識人對他的重要性，積極采取收容政策，貼出召告，懸書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丘）富等。”這對苦於生活的臨邊人民來講，是極大的誘惑。於是邊民稍稍懂得文字者，“詐稱舉人諸生，日詣虜帳，趾相錯”。并對歸化者進行考核，“能者使統眾騎，否則給甌脫地，令事鋤耨”。丘富的到來為俺答汗建立起可以被考據的最早的板升（蒙古語，村莊），《三雲籌俎考》指出：“丘富教虜以火食屋居，虜居之，轍撼有聲，不敢入；乃築以處芹等，是時馬市甫畢，芹等恐虜與中國通，不利於己，乃賄俺答左右犯左衛以開釁。”隨後開始大規模招徠長城內朔方百姓來河套地區，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從事為蒙古貴族服務的工藝活動。“(丘)富有弟曰全，轍習梓人藝，即為答造樓房三區，甚壯麗；已造軸艫一艘得度河西兵而東;已置農器種禾。答益大喜，兩人相與為刎頸交。遂易富名曰【一克喇把】進而為酋長矣。自是而後，富亦起室屋三區，治禾數十餘项。”（《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
從這段材料不難看出，丘富等人投奔俺答汗，實實在在地解決了土默特部眾的燃眉之急。在丘富等人到來之前，土默特控制區並無能夠滿足土默特部需求的工匠，而丘富等人的到來，則讓這種困窘狀態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以至於俺答汗樂意屈尊，願意與朔方小酋長建立“刎頸之交”的親密關係。
在上述產生於十六世紀中期的朔方歸化者中，最具影響力的應當是趙全 、李自馨等抱著明確政治目的來投靠俺答汗的白蓮教群眾。《萬歷武功錄》記載說:“全多略善謀，自馨諳文字，周元治扁倉術，劉四有臂力，能陷堅。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敢逼城堡。全叛後，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牛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事。諸鎮疲於奔命矣。”他們在戰略等方面極力協助土默特政權，以期獲得俺答汗的青睞“虜初無遠略，堇堇遣間入邊窺探，積聚小村疃掩取之，稍有所獲即引去，不敢逼我城堡。全等叛後，虜日熟攻取之術，圍困掩襲往往而具⋯⋯。”不久之後，趙全等人便獲得來自土默特貴族的豐厚獎賞：“趙全有眾三萬、馬五萬、牛三萬、穀二萬餘斛…各千人蜂屯虎視，春夏耕牧·秋冬圍獵；每大舉進寇，俺答必先至板升於全家置酒大會計定而後進。”
趙全等於是趁機提出具體的政治訴求：“(嘉靖)四十年秋，俺答糾諸部深入雲晉，攻陷石隰，轉掠汾、代，毅戮甚慘·越全言于俺韃曰:自此塞雁門，據雲中，侵上谷，逼居庸。那顏(指俺答)居雲中，而全據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雲中處降錄》），趙全當然不是一個甘於在土默特封建體制保護下沉醉于美酒舞姬嬌妻幼子的軍師，否則他不會提出上述要求。但是從這段話又可以看出，他絕非大一統的愛好者。他所希望的，無非是“待我為汝奪回昔日失陷之大統，與尊大汗汝結交相依為命”（《阿勒坦汗傳》），否則他應該全力鼓動阿勒坦汗效仿忽必烈，全面南下征服支那，讓土默特人先蹈後世建州女真可能蹈的悲劇，進而讓俺答汗成為蒙古的奧古斯都或者滿族的努爾哈赤，窮盡支那降虜們的財富，對其他部落王國発動總體戰，讓蒙古地區陷入萬劫不復的憲法危機和生存危機。
然而他不是這樣做的，反而提出一種主權要求。然而即使是這種主權要求，也絕不同于劉豫和金朝的關係，否則他何不提出定都中原（比如長安、燕京或者汴梁）甚至江南（比如建業或者杭州）？作為一個深深熱愛故土而試圖讓故土免受土明衝突刀兵劫、避免故土繼續做明朝漁翁得利政策犧牲品，他祗是提出希望能夠在太原稱王，向以往的劉黑闥一樣，做一個保境安民的領袖而已。權權赤子之心，怎能不令今人感動！怎能不作為民族英雄而大書特書！
當時尚且年富力強的俺答汗也中意趙全的計劃，於嘉靖四十三年冊封趙全為“儻不浪”（蒙古語的意思是“駙馬”），允許他“自為屋宇，僭擬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龍庭（注4）”，讓趙全躋身王侯之列，可見俺答汗對趙全的計劃的重視，又可以從行文中看出明朝氣急敗壞卻又無可奈何的心態。
注4：龍庭指的是趙全率領朔方百姓為俺答汗修築的“九重長朝殿”。
由於俺答汗用人不疑、對朔方精英虛懷若谷，所以朔方逃難者往往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他們原來因仇恨長城內的壓迫因素而逃難，現在在豐州灘獲得輕賦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勞動產品的生活，當然會更加認同草原政權。我們從《萬曆武功錄》記載的當時的豐州灘板升的領主名稱，不難窺得一二：“豐州川地區建立起大板升十二處，小板升三十二處。大板升規模有八九百人，小板升六七百人。這些大小板升，分屬蒙古酋長，皆有小酋長管理。大板升首領有馮世周、孟大益、大羅、小羅、楊廷夏、楊廷智、劉豸、張豪傑、李三、瓦四、潘雲、陳鉞等人；小板升首領有東打兒漢、火力赤、張榜勢、毛榜勢、打兒漢、小則則火同智、海代首領俺墨兒、器長腰兒、火裏智丫頭、計大筆烏器刀郎、小則磨毒器打兒漢、劉棟、鎖哈兒、韓候兒、玉鎖禿舍兔八兒黨、小則則紅眼、小則則徐先兒、李自榮、火力赤老漢、代鎖合兒、馬通、小則則火裏智、老漢五合器、李只害、蕭牌子、高洪、馬洪等三十二人。”
需要註意的是，俺答汗在隆慶年封貢之前都是直接任用逃難而來的朔方人領導板升，所謂 “其雄桀者即為頭領以統之，而總隸於虜”，所以上述使用蒙古名字的人都是改蒙古姓名的朔方人，而且基本呈現早期歸化人還保留漢字名字，而名列侯爵的精英則改用蒙古名字，第二代朔方後裔已經基本使用蒙古名字。從取名的偏向不難看出，土默特蒙古人和朔方民眾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的和諧景象；更能清晰地看出，如果假以時日，沒有明朝政府的挑撥和後來發生的一系列突變，生活在豐州灘的兩個群體，完全可以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
四、把漢那吉投降事件的影響
然而，朔土兩方人民和領袖的甜蜜合作機制，終於在俺答汗晚年被不幸打破。究其重要原因，除了當時的河套地區再度受到旱災雪災等影響，以至於俺答汗更試圖依賴對明朝的貿易外，俺答汗本人晚年在政治和個人感情方面的昏聵，也是造成這一悲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導致這一變動的原因，來自俺答汗的外孫漢那吉投降明朝。
隆慶四年，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帶領妻子比吉、乳母等十多人，南下向明朝的大同守軍投降。把漢那吉原本與俺答汗的感情非常深厚，因為他早年失去父親，所以一直被俺答汗撫養。但是由於俺答汗年老昏聵，居然企圖強行娶鄂爾多斯部落的納吉的未婚妻做妾，引起鄂爾多斯部落的反感，幾乎要進攻俺答。俺答為了平息事端，於是把為把漢那吉聘娶的取兔扯金送給鄂爾多斯部落。把漢那吉感覺受到侮辱，於是一怒之下投奔明朝。在離開前還留言說：“汝為獸行，奪人妻今又奪吾妻邪，我即將降南朝，請兵殺此老賊。”
把漢那吉的衝動的投降行為，讓明朝方面大喜過望。大同巡撫方逢時為了攏掇把漢那吉，於是贈與後者豪華府邸、金銀牛酒，以讓把漢那吉死心塌地的追隨明朝。新上任的首輔高拱和張居正一致壓倒朝廷的意見，勸說明穆宗授予投降者以高官，同時威脅俺答汗，要求後者交出趙全等明朝方面的“叛逃者”。俺答汗如果敢率領軍隊奪取把漢那吉，就殺死把漢那吉。當時出任使者的鮑崇德對俺答汗威逼利誘說，如果俺答打算舉兵奪回把漢那吉，一定會處死把漢那吉，而且準備用兵三十萬消滅俺答，最近牧區遭遇旱災，乃是“上天示警”，還拿出趙全企圖投降明朝的“證據”，分化和離間俺答和趙全的關係。
俺答汗雖然在面對習慣法之不足的時候敢於大膽修改，並且積極付諸實踐，但是他也不是全能人物。尤其當他處於人生低谷或者精神混亂的時刻，作為常人的弱點就會在他身上一一顯現。本來，由於趙全等人通過帶領俺答汗等人攻擊明朝，積累了大量財富，致“趙全有衆一萬、馬五萬、牛三萬、谷二萬余斛；李自馨衆六千，周元衆三千，其余各千人，馬牛羊稱是”。按照蒙古的習慣法，分配戰利應當遵循“群夷上所鹵獲于群酋而莫之敢匿，群酋上所鹵獲于虜王而莫之敢匿。虜王得若幹，余以頒群酋;群酋得若幹，余以頒群夷”。但是俺答冊封趙全爲把都兒哈，讓他管理數萬朔方流民。這種輕視蒙古舊貴族、拔高新依附人的做法，讓趙全和蒙古貴族處在對立面。恰台吉作為俺答的義子，看到趙全等人“窮極奢侈”，在俺答面前的地位“自全等信任，二十余年反居其下”，他反而遭“奴虜畜之”，於是“多爲我耳目”，致使黃台吉等蒙古部酋“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經常想找到機會除掉趙全等人。
一方面，還有人不斷慫恿俺答汗，通過出賣趙全等歸化的朔方精英，換取和平。俺答汗雖然可以力排眾議，拒絕來自黃太吉等人的構陷；但是，當遇到來自感情方面的強烈影響的時候，則很容易成為壓垮他支持趙全等人的最後一根稻草。於是，他最終以趙全勾結明朝企圖反叛為名義，向明朝交送趙全等人，換取明朝的封貢貿易協定。“自俺款後，板升俺義子恰台吉所統” 、“皆分掠其有”。至此，從丘富歸化土默特以來產生的朔方百姓自治制度徹底被瓦解，封建自由度出現倒退，原有的兩族精英和諧互助關係蕩然無存。黃麗生先生所論: “俺答汗在求貢互市的經濟因素之下，犧牲板升中具有政治企圖的白蓮教首領，終究阻絕了板升對中原之軍政機能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而只能仍舊在蒙古體制下，扮演補充單一牧業經濟和帶動蒙古社會發展的角色”，對此表達出深深的遺憾。
對於趾高氣揚的明朝而言，這無疑是羞辱對手俺答汗的好機會。明朝以中央王朝天下共主的心態自居，冊封俺答汗為“順義王”，要求俺答按照明朝規定的禮儀向明朝表明臣服：“為位，跪起，望闕下叩頭，如漢官儀。”讓一個金國主（阿勒坦汗的蒙古語含義是金國國王）猶如臣下一樣屈服，不啻是一種歧視和恥辱。而且，明朝主動干涉土默特部落官員的安排內務，授予土默特大小貴族以都督同知、指揮使、正千戶等職務，為日後土默特部落貴族因為爭奪明朝的優待而內訌買下伏筆。
俺答汗的遺孀三娘子，通過佔用與明朝貿易的主要利益，為明朝竊取蒙古各部的活動情報和挑撥蒙古各部落的政策服務，成為支共大一統御用筆手眼中的“歷史優秀人物”，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蒙奸。她一方面打壓火落赤部落，反對明朝培植代理人的行為，一方面授予卜失兔繼承順義王的大權，卜失兔在得勢之後，立馬肆意欺壓其他蒙古貴族和部落，勾結大同都督，稱“夷情已玩，必須操縱”，素囊等反卜失兔的各部酋長，則由於“述于拒絕之威，恐失幣鏹之利:草腓地凍，馬不堪乘，部下多騎牛徒步，遄至畢集，惟恐後焉,無敢挟而譁者”而敢怒不敢言。本來，經過明朝分化的土默特部落聯盟，在三娘子晚期已經“卜失兔…襲封時，已少衰，所制止山、大二旗外十二部”，但是經狡猾的明朝的分化又扶植代理人的籮卜加大棒手段的威逼利誘，獲得“制市赏之灌”的卜失兔，已經徹底墮落為明朝的鷹犬和絕對主義的奴隸，甘於享受集中權力為他帶來的好處，感慨如果不是能夠利用封貢加強專權，否則“何用王焉”了！
結語
土朔合流，最後以答應明朝屈辱條件的封貢收場，不能不說是一場歷史悲劇。歷史機遇猶如一現的曇花一樣轉眼即逝，假設假以時日，又未出現類似把漢那吉的投降事件，那麼歷史可能就會向另一方面發展，朔方地區能像越南一樣提前迎來自己的獨立，不是不存在可能。然而受限於歷史的局限，比如俺答汗自身的感性用事；比如蒙古習慣法在處理盟友和自身利益時刻所凸顯的刻板和守舊，尤其是黃太吉等人在面對朔方依附勢力的增長的時候，非但未能加以利用，反而心生嫉妒，認為這是違反分配習慣法的做法。誠然，俺答汗利用趙全等人，也有加強自身力量的目的，然而黃太吉等人為了瓜分朔方移民而陷害趙全的做法，實在是自壞長城。
可是回眸囊昔，未能擺脫歷史認知局限的，又豈止俺答汗一人呢？即使是英明如閻百川先生者，由於本身接受的乃是大中華主義認知，仍未意識到與漢人割斷身份聯繫的必要性，晚年在《三百年的中國》與大同思想中左突右衝，而始終不得其解。至於如德王者，亦未能放棄偏見，未能在蒙古習慣法和現代國家之間找到一條平衡兩者的路，雖然有日本友人扶助的蒙疆，卻始終未能徹底貫徹和諧主義，表現出部落習慣法本身由於閉鎖造成的連貫危機，遠不止於俺答汗。
遠見卓識的毗伽可汗在《闕特勒碑》中警告他的部眾和後人說：
“漢人的話語始終甜蜜，漢人的物品始終精美。利用甜蜜的話語和精美的物品進行欺騙，漢人便以這種方式令遠方的民族接近他們。當壹個部落如此接近他們居住之後，漢人便萌生惡意。
漢人不讓真正聰明的人和真正勇敢的人獲得發展。如若有人犯了錯誤，漢人決不赦免任何他人，從其直系親屬，直到氏族、部落。你們這些突厥人啊，曾因受其甜蜜話語和精美物品之惑，大批人遭到殺害。
啊，突厥人，你們將要死亡！如果你們試圖移居到南方的總材山區及吐葛爾統平原，突厥人啊，你們便將死亡！
那些惡意的人會作這樣有害的勸說：“人們如若遠離（中原人）而居，便只供給粗劣物品；人們如若靠近而居，則會供給珍貴物品。”這些惡意之人作出了這種有害的勸說。聽了這些話後，愚蠢的人便去接近（漢人），因而遭到大量殺害。”
沙陀突厥等遊牧民族的後裔，雖然仍然保有類似他們祖先的優秀品質（注5），卻早已在支那帝國的奴役下忘卻他們祖先的忠告。即使是突厥在蒙古高原的直系蒙古各部，如土默特部，也早已不知如此先見之明，以至於出於貪婪 hitad 的土地、物產和財富，於是交給後者自己的自由和道德，用以換取不足道的物質享樂，最後為自己套上與支那說不清的歷史枷鎖，失去對自己的定位，最終在1949年徹底淪陷於遠東的鐵幕之後。可是，天命又何嘗放棄對朔方人民的恩惠呢？僅以合流為例，此舉的失敗雖然令先驅死不瞑目，但是在達成封貢後不久，朔方人民便迅速充分發揮他們祖先（從唐到元的各種中亞商人，比如粟特人和回鶻人）賦予他們的商業基因的潛質，形成晉商集團。他們不畏辛苦，重新踏上祖先走過的內亞旅途，成為阿爾泰諸貴族值得信賴的夥伴，並且通過支持大清的復仇事業，間接埋葬了腐朽的明朝，用另一種手段報了277年之仇。
注5：曾義務為晉綏軍抗赤的日本志願者城野宏先生回憶說“山西人厚道而誠實，不像山東人、東北人和南方人那樣易於激動”，考察城野先生的履歷，當是指朔方人無疑。
1571年失去的機會胚胎，在大清的保護下慢慢成長，經歷莫斯科 — — 恰克圖航線的不斷熏陶和古今未有之激變（鴉片戰爭）的喚醒，終於呱呱誕生，睜開認識世界的雙眼，在上世紀初轉化成為晉綏自治的社會中堅層。他們即使在1948年和1949年的腥風穢雨中成仁，然而浩氣不死，一如歷史上所有為朔方人民爭取獨立的英雄一樣，化作庇佑為這塊土地脫離巴別塔枷鎖的階梯，在他們的後人的史書中永遠記下驕傲而濃重的一筆。
天佑朔方，朔方今醒之！百川潤物，種子復生！朔蒙連心，暴支懲膺！
筆者按：本文所指的漢人（hitad、海特得、fellahin（費拉）、降虜），乃是擁護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各種歷史群體和他們的黨徒走卒，不包括朔方百姓。明恩溥在《Chinese Characteristies》（日文版名為《支那人の気質》）中描寫的猥瑣不堪的下劣羣體。大抵以今天的中原地區爲活動範圍，也即劉仲敬先生在「中國四邊形」中所標註的平原部分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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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關係研究以馬市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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