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尔兰猛犬

从远古时代的青铜技术和物质生产判断,古蜀文明的精致复杂明显优于同时代的豫中食人文明。古蜀与周人的联盟摧毁了商人食人政权,开启了真正的华夏文明。古蜀国的文化具有现代彝人的某些特征,相对于古典华夏的另类程度甚至超过了楚人。暴秦通过石牛道灭蜀、巴,吞苴。开明十二世及王世子殉国。暴秦攫取了巴蜀的财富,从而奠定了对诸夏的优势。暴秦筑都江堰的目的并非有爱于巴蜀,只是为了将享受蜀身毒道贸易线的巴蜀商业文明改造为供养秦帝国侵略军的粮食产地。蜀国残民南下,逃往滇池,又经泸江进入越南北部,率瓯越部族征服当地的雒越部族国家文郎国。巴蜀开明王室后裔泮自称安阳王,建甌雒国,蜀人余部对暴秦的抵抗一直坚持到六国灭亡之后的赵佗南征。古巴蜀文化如同印加文明一样遭到中国侵略者的彻底抹杀。

秦、汉帝国对巴蜀的渗透与控制仅仅浮于表面,享受身毒道贸易红利的巴蜀人仍然享有富饶的财源,新莽代汉。王莽妄图把国有化经济体制强加巴蜀,却因为滥行暴政导致了自己的灭亡。贤吏公孙述劝说巴蜀父老,一起驱逐掠劫成性的外来军队,带领巴蜀完成了伟大的复国战争。成家巴蜀政权忠实地采取保境安民政策,将国家安全托付给陇西的缓冲国。重建汉帝国的刘秀并不愿意放任巴蜀人民走向自由,夺取陇右后就对成家巴蜀进行了灭国性总攻。成家帝公孙述深深明白中国人的承诺不可信,拒绝了刘秀的诱降(被刘秀诱降者多横死),率领巴蜀父老进行无比壮烈的抵抗,击毙了侵略军头子来歙、岑彭,成帝壮烈地在成都保卫战中壮烈殉国。中国侵略者吴汉为了发泄对巴蜀父老的愤怒,先欺骗性地假装维持秩序,等待成都父老以为已经无事时(三天后)突然屠城。中国人对巴蜀人又欠下了暴秦灭蜀后的第二笔重大血债。

东汉解体,汉帝国宗室刘焉大肆招募河南流人镇压巴蜀土豪,在巴蜀本土制造了无数类似后世台湾228的事件,从而为更邪恶的侵略者铺平道路。刘备、诸葛亮侵蜀,将巴蜀改造为“复兴汉室”的拜占庭基地。流亡中国人通过直百大钱与蜀锦专卖政策,对巴蜀人民施加超经济剥削,以维持总体战。蒋琬和姜维的继位意味着荆襄文官和凉州武人构成垄断性统治阶级,将蜀人瓦解为顺从的、消极的、纯粹为国库需要而生存的散沙。司马氏灭蜀汉,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拯救了处于底层公民的巴蜀人。

与刘焉政权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巴蜀政权,便是汉中的张鲁政权。张鲁虽起源自道教的变种,却奉行本土化政策。五斗米教政权能够让汉中达到“民夷便乐之”的效果。在同时代中国人以人肉脯为食得时候,汉中的道馆却能免费给行人提供基本的伙食保障。曹魏灭汉中,野蛮地将汉中蜀民强制迁徙至关陇充实户口,蜀汉取汉中,汉中彻底由富饶的宗教自治政权沦为实现中国人野心的争霸基地。

被中国人强制迁徙流放的蜀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西晋代魏,不久爆发内战,关陇的战乱与饥荒迫使这些曾经的巴蜀蛮族苗裔怀念自己的故国。民族英雄李特举手一挥,流亡的巴蜀氐人武士开始了千里返家的大征程,在西晋崩溃的时代,巴蜀利亚是最早完成复国的国家,应验了“天下未乱蜀先乱”。成汉政权是典型的蜀氐联合政权,李雄的氐人武士与范长生的巴蜀本土道教构成该政权的一体两面。流亡建康的拜占庭政权并没有忘记巴蜀的富饶,桓温灭蜀,范氏家族力战殉国。巴蜀本土大族面对中国侵略者的蛮横,又重新抬出本土大姓谯纵完成复国。谯蜀企图构建与姚氏后秦、荆楚桓家的抗中统一战线,却亡于中国版查士丁尼刘裕之手。

梁代,巴蜀分封于武陵王萧纪之手,萧纪重新恢复了巴蜀的重商主义政策,打通了与内亚的贸易通道,巴蜀重新由凋敝走向繁荣。侯景之乱,萧纪错误地采取东出三峡的争霸策略,导致了巴蜀的沦陷与自己的身死,无耻的萧绎通过勾结鲜卑人宇文泰出卖了巴蜀,而后把自己陷入了江陵之变的绝境。

西魏、北周、隋、唐时代的巴蜀仍然被视为帝国的奶牛区。南诏的崛起则把巴蜀变成了冲突的前沿,刘辟的独立战争虽败。巴蜀民兵却有能力向帝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但唐帝国不仁时,他们能够引入南诏军队狠狠教训鲜卑帝国;在南诏企图吞并巴蜀时,他们能够在成都打退世隆的侵略军。唐帝国恐惧这批能够证明自己战斗力的巴蜀武士,先派遣高骈对他们进行了诱骗式大屠杀,而后又派遣了陈敬瑄对巴蜀进行了残暴统治。这说明中国人宁肯蜀人为异族蹂躏,也决不允许蜀人自谋生路。

国父王建成功铲除了祸蜀多年的陈敬瑄,打败了大长和的侵略者,带领蜀人走向了自由与独立。通过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蜀人只要摆脱只拿帝国的枷锁,完全有能力在大不列滇侵略者面前保障自己的自由。沙陀人在接手黄泛食人区后,财政困难迫使其动起了前蜀的歪脑筋。郭崇韬的入侵转瞬即逝,孟知祥便带领巴蜀重新走向独立并完成了对沙陀帝国的卫国战争胜利。

汴梁流寇政权赵宋的入侵毁灭了富饶的巴蜀,“十万男儿齐卸甲,更无一人是男儿”是巴蜀民族的巨大国耻。王小波、李顺的复国战争失败后,宋人降低了川峡四路的军事级别,给金、元战争的防御种下了祸源。结果,蜀地严重地依靠西军残余和京湖援军。靖康之役,宋人南迁,承认了女真人的东亚宗主地位。开禧北伐,宋人企图打破国际体系挑战,巴蜀领主吴曦与女真人秘密达成蜀满联盟,极大打击了宋人的侵略计划。蒙古入侵,宋人以巴蜀为人肉盾牌进行抗战,导致了宋末元初的巴蜀人口大灭绝。

元帝国解体,原被红巾流寇裹挟的荆楚土豪明玉珍成功与巴蜀士大夫刘祯通力合作,重建巴蜀土豪政权明夏。朱元璋卑劣地撕毁了1365年与明玉珍“淮西巴蜀世代兄弟,永不互犯”的约定,派遣傅友德残忍地征服了巴蜀,食人魔傅友德留守成都数月,行为令人发指,连明军都督瞿通不忍直视蜀中惨状,愤然离蜀。朱明在巴蜀的统治以屠杀开始,以屠杀结束。高地巴蜀的领主奢崇明的复国战争失败没过多久,低地巴蜀便遭到了中国人张献忠的人口灭绝。残存的巴蜀士绅最终只能感谢满洲人帮助他们恢复秩序,成都平原地区人口结构遭到了不可逆的损失,只能被迫引入荆楚人与南粤人。

伴随着满清的中国化,高地巴蜀的领主逐渐成为了牺牲品。从鄂尔泰的屠杀到金川战争,清帝国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征服明国,得到的战果却微乎其微,证明了封建自由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巴蜀的民族建构也同步展开,原楚粤移民完成了本土化,新的巴蜀共同体创造了蜀剧与蜀语(四川话),新的巴蜀士绅即将迎来洪水的挑战。

李蓝之乱导致的滇寇入侵,使得巴蜀精英开始重新塑造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记忆。蜀人的共同体如果连流寇都阻挡不了,那还有什么资格完成民族建构的毕业大考呢?蜀人痛定思痛,坚决维护满洲 — — 巴蜀剿匪联盟,挫败了巨寇石达开侵占成都的幻想,赢得了保卫乡土的伟大胜利。

重庆、沙市开港,巴蜀得到了接触西方秩序的机会。在欧美秩序的输入下,巴蜀土豪自治、基层自治、近代工业一应俱全。士绅、哥老会、袍哥争相雄长。

满洲帝国妄图对巴蜀铁路采取强制国有化政策,引发了巴蜀士绅的反抗。很快,蜀人的“保路运动”演变成了全蜀反清大起义。巴蜀爱国者成功击毙了满洲侵略者赵尔丰、端方。1911年的巴蜀大起义打响了诸夏联盟解放的第一枪,蜀人一举引发了清帝国解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夏之时无愧于近代巴蜀的国父身份,带领蜀人洗雪了千年国耻。

新独立的巴蜀错误地估计了本国的实力,企图继承满洲对图伯特的宗主权,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蜀奸熊克武的出卖下,巴蜀沦为了中国帝国主义与大不列滇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场,一度为大不列滇、夜郎、中国所瓜分。刘存厚带领深受三国迫害的蜀民完成了两次对滇卫国战争,击毙了夜郎侵略军头目戴戡。刘存厚赶走滇人和夜郎人之后,却陷入了同胞相残的内战中。蜀人内战给予了赤色恐怖分子扩张空间,张国焘的大屠杀为歌莉娅大屠杀做好了预演。

近代巴蜀最后的领袖刘湘试图重新将祖国从20世纪的东亚暴风雨中稳定下来,却已为时太晚。蒋介石名义打着“剿共”的旗号,实际却是为了实现他吞并上江诸邦的野心。蒋奸将巴蜀改造为了民国的“拜占庭”,随后便通过碰瓷挑起了血腥的中日战争。刘湘不甘坐以待毙,一方面接受了满洲国皇帝溥仪的“蜀王”册封,一方面企图联合齐州利亚领袖韩复渠完成了倒蒋计划,却因走漏风声而不幸失败。蒋奸肆意地将巴蜀青年用脚镣拷起来一串串送入战火前线消耗日本的弹药,流尽了巴蜀男儿的血。

蒋去毛来,巴蜀民族叛徒歌莉娅率领大批黄俄苦力入蜀,几乎杀干净了巴蜀的小学老师。吕镇华等民族义士的抵抗越壮烈,巴蜀叛徒歌莉娅的卑鄙猥琐就越凸显。为了报复自己早年因乱伦而被家乡父老驱逐的痛苦,他不仅乐于自己屠蜀,也乐于救下饿死千万巴蜀人的匪干李井泉的性命。文革开始,蜀人造反派虽然成功对李井泉的儿子完成的复仇,却遭到了复出后李井泉的变本加厉屠杀。作为最早进行“计划生育”试点的地区,今天的巴蜀已经沦为了人口主要流出国之一,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更是给巴蜀的未来留下了无数隐患,巴蜀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迫在眉睫!

今天的巴蜀人民,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多余的选择。只要你回家向自己巴蜀父老的祖辈询问往事,他们都会给你留下乌克兰式种族灭绝饥荒的回忆。如果巴蜀的青年仍不能自立自强,不能让中国侵略者付出陈敬瑄、石达开、赵尔丰式的代价,那么,你们的未来,便会落在吴汉、傅友德、张献忠、歌莉娅、李井泉的手中。正如一首诗歌所说的那样:

假如巴蜀民族不去奋战,

只拿人用饥荒

饿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哪,这就是奴隶! ”

作者:云尔兰猛犬

坎通尼亚文明作为百越系文明的一只,一直幸运地浸润着大海的恩赐。 与史前时代物质简陋、暴力嗜血的豫中小邦不同,古粤人的文明有着低烈度的战争和高度精致的物质、精神生活。暴秦入侵岭南,企图将编户齐民的枷锁套在自由的古粤人的颈部,却遭到了粤人的殊死抵抗,“夜攻秦,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中国侵略者在领教到自由的粤人不可征服的这个道理之后,不得已而选择向岭南这片神圣的土地低头,转向粤化的道路。赵佗保境安民、决裂岭北,一个以坎通尼亚为核心,包含桂尼士兰、越南领土在内南越国正式成立。

项羽败死,东亚封建体系重建失败,继承制的汉帝国很快就把侵略目标对准了包括南越在内的诸南。卑鄙的汉武帝采取斯大林吞并东欧的色拉米香肠战术,对诸南步步蚕食,各个击破。当夜郎、闽越、滇国都被汉武帝的阴谋玩弄于鼓掌之间时,只有伟大的南越爱国者吕嘉丞相识破了中国侵略者的诡计,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捍卫国体的革命,处死了张学良洪秀柱的前驱樛氏。卫国战争虽然失败,汉帝国的流官却陷入了南越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贪婪的中国侵略者不仅勒索南越的珍宝,甚至连南越妇女的长发也不愿意放过,肆意“缚妇女割头取发”。中国人在粤人的步步复仇攻势下,从丢失珠崖(海南)到丢失整个交州(坎通尼亚与桂尼士兰)。粤人成功击毙了侵略者朱符,拥立土豪士燮进入第二个自立时代。

吴帝国主义者企图继承中国侵略者的衣钵,通过征服南越来榨取粤人的财富投入与中国人争霸的无底洞。阴鸷的吴人侵略者吕岱毫无信义地对粤人领袖士氏家族进行了鸿门宴式诱杀,随后东吴又落入了中国侵略者曾经跌倒的游击战巨坑中。“吾欲乘劲风,踏恶浪,斩决东海长鲸,荡平域内,救民出水火,决不效法俯首屈膝之辈做人妪妾!”是粤人的爱国主义,赵妪、吕兴、郭马、李长仁、李贲一再痛击包括吴越人和中国人在内的北佬,以此警告勒索粤人的捞头流官。

侯景入建康,成功搬走了中国殖民者压迫在诸南身上的大山,粤人冼夫人与吴人陈霸先应运而生,成功带领南粤和吴越走向自由。鲜卑骑士冯宝与成功粤化,与冼夫人共同奠定了冯氏政权的基础,冯盎千里归国的传奇证明了粤人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卑鄙的李唐鲜卑帝国为了实现对南粤的掌控,阴险地采用掺沙子的“南选”制度,利用北来捞官稳步替代南粤本土官僚,最终成效于武则天朝。残忍的武后对南粤封建领主冯氏进行了灭族氏屠杀。冯氏虽亡,李唐却无法干涉南粤的大航海,粤人另辟蹊径,成功与伊斯兰海洋贸易世界接头,以此培育新的共同体。

与伊斯兰世界的海洋贸易,培育了封州(今封开)刘氏家族,哺育了未来的南汉国。强大的南粤土豪成功赶走了横行中原的食人魔黄巢,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大考。南汉高祖用和平而有礼的外交手段与复国之后的东亚诸邦结成了广泛的同盟,共抗邪恶的中原帝国。这一壮举,无疑是一千年后东南互保的预演,亦是一块标志着诸夏友谊的伟大丰碑。南汉继承了广州印度洋和南洋贸易体系,不大仰仗各州的农业收入,因此非常轻视内地的士大夫传统和吏治国家的道德原则。广州的宫廷弥漫着异国情调,为数不多的宫廷、军队和商团成员瓜分贸易利益,无视大批化外之民的存在。暴宋崛起,南汉亡国。土豪周思琼、麦汉琼的复国战争虽然失败,中国人对南粤的控制仍然困难重重。直至王安石时代,当地的科举仍然虚应故事。应征者不足以填补名额,考试无法坚持起码的合格标准。越南与南汉的战争让越南成功脱离了南粤史的发展轨迹,也脱离了未来中国人的魔爪。

蒙元灭宋,东亚重新开启了封建化进程。东莞土豪何真再次在东亚大洪水中保证了南粤免遭中国食人族的侵害,却无法抵挡食人余孽政权朱明的统战诱惑,如卢汉出卖滇国那般出卖了南粤。南粤的屈膝投降并没有逃过洪武社会主义的浩劫,朱明秩序成功在南粤输出了黄萧养之乱的洪水,却很快败死于南粤土豪的围剿。中原的第一次土豪扑灭流贼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衰老的中原与年轻的南粤很快让儒家明白了“礼失求诸野”的道理。在南粤土豪与本土士人的努力下,南粤成功完成儒化,披上了一层“华夏性”的外衣。陈白沙、霍韬、黄佐这类南粤精英选择的路径便是通过发明祖先、建设宗族,南粤精英利用来自帝国的话语体系给自己的乡土共同体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能从此不受帝国阻碍地进行共同体建设。当岭北的华夏文明已在蛮族和僭主的蹂躏下濒临灭绝时,是百越出身的南粤接续了真正的华夏文明,成为诸夏之精英,从此,南粤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蔑视岭北的软骨头与降虏们。以至于满清入关,南粤的排北主义一度以皇汉主义的方式呈现。

当南粤的儒家宗族共同体在母体上春笋开花的同时,粤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海洋征服者使命,成功播种了郑信与兰芳共和国。南粤海军扬威东南亚的时代,一度引起了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共同忌惮。南粤的种子撒向七海,勤劳的粤人创造的财富直到近现代仍然受到国民党暴恐集团和赤色恐怖分子的觊觎。

英人开辟香港城邦,南粤儒家的乡土共同体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茁壮成长。粤人成功赶走了败类洪秀全,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小撮南粤战场的失败者流窜北方,却迅速成为了满洲帝国的催命鬼。南粤各大宗族争相雄长,通过土客战争稳定了今日三族协和的局面。1900年第一次诸夏联盟,南粤首当其中喊出了“粤不奉诏”的口号。南粤既是第一次诸夏联盟的领袖,又是摧毁满洲帝国的最大推手,却不幸失足在了失败的民族发明家手中。

南粤民族发明家欧榘甲,中华民族发明家梁启超,华夏主义者孙文的三种路径之争,决定了未来东亚的百年命运。东亚近百年来的悲剧,都是这场巨人之战中不幸被踩死的侏儒。1911第二次诸夏联盟,南粤本土虽然赢得独立,却不幸沦为粤奸孙文、桂尼士兰、大不列滇的争霸战场。直到伟大的国父陈炯明为南粤赢得了一个短暂的小阳春,他对人类普世精神的信奉和自我牺牲精神,使他一次次放弃权力的诱惑,为守护南粤进行了最为勇敢的战斗。他一生都没有打过侵占邻国的不义战争,正如上杉谦信从未觊觎过京都的土地。他一生都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没有背叛弗吉尼亚。他一生都没有背叛自己的左翼信仰,正如约翰·布朗为自己的理念殉道。如刘仲敬先生所说,“左派发明民族,右派继承国家。”陈炯明的意义早已超脱了左右,他是南粤共同体的伟大象征。粤奸孙文引狼入室,把国民党改造为运送赤色恐怖分子的木马。孙文对陈炯明的胜利暂时毁灭了南粤的独立道路,对英人哺乳的陈廉伯商团的胜利暂时压制了粤人的欧化道路。随后,南粤沦为了国民党暴恐集团、昭和日本、赤色恐怖分子苦力肆意蹂躏的战场,海外的粤人侨民也因为错误的民族发明而成为了东南亚各国民族构建的牺牲品。失去海洋与自由的南粤,毫无疑问是奥斯曼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最大牺牲品。

但是,粤人并没有放弃追逐自由的奋斗。从大饥荒到文革,粤人或南下逃港、或组织造反派民兵冲击列宁主义机构。“宁蹈东海,义不帝秦”的古典华夏精神在粤人身上散发。只要列宁主义机器稍有松动,粤人便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重新坐回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标准,北京朝廷恐惧南粤强大的自发秩序,不惜采用掺移民沙子、奴化教育的方式企图彻底毁灭南粤的民族性。更为甚者,1997年,香港城邦重归虎口,南粤唇亡齿寒。到了今天,南粤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相信,没有哪个粤人,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逐渐忘记粤语;没有哪个粤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粤侨同胞会在未来的中美冲突中惨遭屠杀;没有哪个粤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香港友邦沦为桑给巴尔;没有哪个粤人,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热爱的乡土沦为备受鄙视的驻马店!因为,我们都是粤人,我们向往海洋,我们向往自由!

最后,本文以BEYOND的 《海阔天空》一曲,作为对南粤民族未来的祝福:

今天我 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追赶 雾里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谁没在变)

多少次 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一刹那恍惚 若有所失的感觉

不知不觉已变淡 心里爱(谁明白我)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被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今天我 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著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追赶 雾里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你与我 可会变(谁没在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被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仍然自由自我

永远高唱我歌

走遍千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被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被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作者:云尔兰猛犬

吴太伯的传说,体现了古代吴人的内亚殖民性。吴越二字虽为同用,实为诺曼英格兰与撒克逊英格兰的差别。楚人流亡者帮助吴人改进军事技术的记载,体现了秩序的西来性。吴人后来居上,反而挫败了老牌东亚帝国主义强国齐、楚,成为了东亚推戴的诸夏霸主。却不料越人乘其背,夫差王室一败,不复有吴。越王勾践借机穿上了夫差的诸夏霸主的旧衣服,墨子都不得不承认齐、晋、楚、越四分天下的东亚格局。但越王始终不过百越之一系,越国也只不过是百越领主联盟结为的封建政权,当越王无疆效仿夫差、勾践的危险扩张政策,企图把越人的膏脂浪费在中原的争霸修罗场时,自然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楚人杀害无疆,却并不能在自由的百越建立有效的统治。百越领主联盟虽然损失了部分土地,但封建主义的有机性保证新秩序中心不断产生。项链散落,珍珠遍地。树干砍倒,旁支衍生。东海(东瓯)国与闽越国保存了越人的元气,成功地在秦灭六国、秦国覆灭、楚汉战争的大洪水中保证了本土的安全与自由。卑鄙的汉武帝对东瓯与闽越进行吞并的同时,也不忘记把大量高层越人强制迁徙至江淮地区。留在本土的吴越人民仍然坚定地抵制编户齐民的枷锁,让中国侵略者在吴越的统治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状态。

长期的低烈度战争状态培育了孙坚式吴人土豪武吏家族,儒化共同体的成长哺育了顾、陆、朱、张吴人士族大姓,为吴人的黄金时代做好了铺垫。播种者孙坚、耕耘者孙策、大厨师孙权三代励精图治,至今他们创造的一个个的浪漫英雄传奇仍为世界铭记。吴人士族与淮人武将在这个伟大的新政权下咸与维新。从周瑜提出的“两个中国”、到鲁肃提出的“一中一吴”。吴人成功度过了赤壁之战的大考。吴人政权在中国人的内战中极其擅长掌握外交的平衡性,在抗击许昌曹氏食人政权的同时,也不忘约束汉帝国余孽巴蜀拜占庭的过度扩张。愤怒的中国人只能在理论上把吴人开除出“中国”,蔑称吴人为“貉”。吴人却骄傲地拓展西太平洋贸易线,打通了与东南亚诸国、东北亚诸国的海上贸易线,甚至与罗马帝国发生了海上交流。

孙权的“晚年昏聩”的真相,在于他一度企图把吴士排挤出历史。孙吴早期就是土豪和士族的联盟,甚至连军队都无法与诸将(几乎全是土豪)的部曲私军区别。她后期的丞相和中央政府也仅仅是门面,顾雍等人的政府和他们派出的刺史从来不能对地方政府实施有效治理,地方政府始终掌握在都督或土豪手中。东吴政权甚至从来没有要求过一统东亚(她野心最大的时候也只要求瓜分东方各州)。孙权临终委任北人诸葛恪,在于孙权指望诸葛恪能在吴士与吴淮武吏中间达成微妙的平衡,以便后者为主导的政权永不变色。诸葛恪不知轻重,如同四人帮猛烈攻击华国锋那样反而成为了众矢之的,自己也罪有应得地成为牺牲品。孙氏皇族(吴淮武吏)接管了元气大伤的政权后,只能采用周期性的政变与屠杀对吴士进行恐吓,导致了“士族 — — 武吏”联盟默契消失的东吴终于亡于司马氏中国的南侵。

沦为亡国奴的吴人迅速发现了“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道理,陆机兄弟的故事反应了亡国后吴人的悲惨命运。中国侵略者恐惧地宣称“蜀人服化、吴人反覆”,在江东大地上,处处响起了“中国当败吴当复”、“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的爱国民谣。五胡大解放的时代,陈敏成功带领吴人脱中独立。却因为自己的猜忌成性遭到吴奸顾荣的叛卖。卖国贼顾荣抛弃了义兴周氏等盟友,选择接纳无家可归的北中国流亡政权。北来的中国人才在吴越站稳脚跟,便如“东郭先生与狼”那样把吴人打成二等公民,北来寄生虫集团垄断建康朝廷的高级职位,将吴姓排斥到次要和地方的位置。他们的忿怒就更加难以控制。他们一再支持敌人的敌人:王敦、孙恩、王敬则、侯景、陈霸先,企图复辟孙吴政权的黄金时代。

与东晋的北来寄生虫集团一起南渡的,便是恶臭的中国文化。在中国卑劣文化的污染下,吴人也被部分沾染上了谢绝勇武、崇尚文治的衰老文明恶习。信仰空虚的中国士大夫成功夺走了吴越人的基层组织与战斗力,东晋企图打击吴越土豪,却引发了孙恩的大起义,吴越八郡皆响应之。宋、齐、梁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中国殖民政权的本质。

侯景之乱,成功一举扫荡了压榨奴役吴越人三百多年的中国寄生虫集团。在中国殖民政权的废墟上,惨遭中国人奴役的诸南各国可以扬眉吐气了。吴儿的骄子陈霸先首先为他们洗雪了外来政权三百年压迫的耻辱,然后一举击溃趁火打劫的鲜卑干涉者,复兴了孙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三吴小儿在胜利和解放的喜悦中,自豪地传唱南人的歌曲:“虏万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虏奴!”吴越赢得了复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将中国人残余武装全部剿灭,东亚短暂地实现了一个没有中国的美好格局。

普六茹的鲜卑政权甘愿顶替已经灭亡中国政权,精神中国人普六茹坚(杨坚)消灭了陈国后,带着新皈依者般地狂热在三吴大地上推行“五教”奴化教育,引发了故陈帝国版图所有州县的大起义。”更能使侬诵《五教》邪!”是吴越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爱国宣战布告,杨素的残酷镇压还没来得及在愤怒的吴越建立稳固统治,隋帝国便在杨广制造的大洪水中风雨飘摇。杨坚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成为一名精神吴越人,而且迷恋的是吴越文化中最糟粕的一部分(原北来中国人带来的),最终葬送了大隋帝国。李子通获取三吴,吴人士人成功将淮人李子通包装成张士诚政权的先驱。

大野唐政权野蛮地征服了新独立的诸国,吴越、江淮成为大野唐主要汲取的奶牛区。安史之乱后,长安朝廷日益沦为淮南节度使打点残羹剩饭的施舍对象。唐帝国妄图加强对吴越地区的盘剥,先后导致了李琦、裘甫的独立战争与抗暴战争,最终逻辑终于引向了吴越国的建立。

吴越国是杭、越二镇合并的产物,产生于当地土团抗击黄巢入侵的战争。钱镠取代董氏,意味着保境安民的政策代替了争雄逐鹿的政策。吴淮两国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解决了吴越边界纠纷,确立了诸南共荣共保的良性格局。杭州推行金援外交,周期性资助和贿赂长安、洛阳、汴梁的朝廷和契丹宫廷,牵制巨人邻居淮南,稳定闽越边界和苏常边界。钱王对两浙水利的精心照料,是后来的诸大一统东亚帝国望尘莫及的,培育了支持晚期诸东亚帝国的士绅集团。他们的成就或许太大了,将地方精英的注意力吸引到农业财富方面,反而不如闽、南汉重视海外贸易,因此失去了许多机会。南唐代杨吴逆转了多国体系的良性发展,复活了久违的帝国诅咒。扬州是经济和文化的首府,地缘上无险可守,只适合没有野心的方镇。金陵是龙盘虎踞的军事要冲,凝聚了东亚世界的拜占庭记忆。李氏迁都金陵、自称唐室,都暗示他们有意将北方的帝国战争引入南方。他们抛弃了相互承认的原则,干涉楚国和闽国,从而结束了南方的黄金时代,将吴越推入了汴梁政权的手中。最终吴越惊讶的发现,汴梁流氓雇佣兵政权竟然已经与自己接壤了,吴越进入了悲惨的宋属时代。

自宋帝国侵占吴越后,吴越国时代的海堤和水利设施纷纷失修。随着北宋前期吴越人口不断增长,原有水利工程不敷使用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宋帝国仍继续横征暴敛,将大批吴越财富运往开封。熙宁年间,宋帝国为了对外启衅,开始推行聚敛政策的“新法”,成功把吴越由钱王时代的乐土变成“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的地狱,百万吴越人沦为悲惨的水鬼或饿殍。对当时的吴越底层民众来说,儒学仅是一种缺乏生趣的官方意识形态,舶来的海外宗教方能解决人们关于彼岸世界的思考。士大夫仅是当时吴越文明的一层泡沫,佛教、摩尼教教团及仍未瓦解的土豪集团方为吴越社会的真正凝结核。民族英雄方腊振臂一呼,吴越的百姓便纷纷揭竿而起。宋人只能乞灵于堪比后世太平天国和湘军的大屠杀。在镇压方腊起义的过程中,至少有超过三百万吴越人倒在了中国人的屠刀下。

蒙元灭宋,东亚开始了再封建化进程。蒙古人尊重东亚各邦习惯法,轻视科举制度。儒户制度保障了吴越基层儒家共同体的成长,不重科举保证了精英扎根本土不至外流。食盐贸易的国有化自然导致武装自由贸易团体(私盐)的兴盛,张士诚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海上贸易的国有化自然导致武装自由贸易团体(海盗)的兴盛,方国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团体有效地弥补了吴越宗族义门缺乏军事经验的短板,排除了吴越民族复兴的最后障碍。

十四世纪的吴越爱国者对韩林儿-朱元璋食人族的种族仇恨,促使他们首先拥戴张士诚保境安民,然后维护吴越-蒙古剿匪联盟。吴越爱国者的理论依据来自“周政”。他们正确地看出,周人和蒙古人的内亚性和封建性有着相似的来源,所谓“国家元气肇自西北”,但士大夫的阶级弱点使他们宁愿选择宋儒推崇的文人舆论制衡体制,逃避周公孔子推崇的贵族武力制衡体制。他们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没有戈登将军和工部局支持的平江士大夫政权,尽力将为自己利润作战的盐枭武装,改造成依靠固定薪水的军事公务员集团。卫国战争的失败不仅应该归咎于中国侵略者的残暴,吴越爱国者自身的错误选择也要承担重大责任。张士诚兄弟对吴越士大夫过于尊重信服,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重蹈钱王的覆辙。吴越军官团以行动迟缓和爱好恭维著称,觉得自己从真正的胜利当中得不到什么,满足于在纸上战胜和谴责“香军”打土豪分美女的邪教徒狂热,结果得到了与其德性相匹配的下场:文人的怀念和战争的失败。

食人魔朱元璋在吴越叛徒的帮助下,成功消灭了张王的吴越政权,然后发明了“不为君用”的手法成批量消灭吴越士大夫阶级,兔死狗烹地处理了卖吴求荣的吴奸,押送吴越青年建设凤阳共青城。朱元璋虽死,明帝国仍念念不忘地坚持海上铁幕政策,以把吴越和世界隔离开来。吴越海商领袖汪直与双屿港的悲剧表明,中国侵略者宁愿洪水滔天,也不愿允许吴越人民自寻生路。汪直的殉国,激起了吴越人民和日本人民的极大愤怒。战争迅速升级。吴日联军在海上和陆上膺懲暴明,给明国带来了百年的“倭患”。

满洲入关,吴越士绅转而与明国摄政鲁王的流亡朝廷结盟。钱肃乐和“六狂生”的宁绍起义使吴越士绅阶级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军队,续接了张王(士诚)、方镇(国珍)和吴日(倭)海上联盟的传统。谢三宾和吴越亲满派士绅正确地提出,满洲人渡过钱塘江以后,军事已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内亚军事贵族对诸夏地主资产阶级的政策,至少比明国的无产阶级皇帝更加公正宽松,因此从短期和现实利益考虑,联明不如联满。然而,亲明派的论据同样有力。吴越民兵保卫的鲁监国或任何王室的亲王,都只能忠实地维护吴越民族的利益。吴越地主资产阶级是吴明联盟的主人,鲁监国的流亡政府只是联盟争取闽越、日本和其他友邦支持的外交工具。满洲征服者的统治无论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层次多么有利,政治上必然像南京和北京的明国朝廷一样,将吴越地主资产阶级置于绝对依附的状态,使吴越民族失去不断刷新和声索其政治传统的机会。民族独立的传统无比珍贵,值得冒重大风险,甚至牺牲现实利益,即使吴明联盟会给吴越民族主义增添一层小华夏主义的面具,也比不经一战地迎接满洲人,沦为丧失政治主体性的奶牛强。从吴越民族的利益考虑,双方都是正确的。任何民族要想维系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同时需要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传统守护者。如果民族精英拒绝照料人民柴米油盐的实际生活,民族精神必将丧失其载体。如果民族精英拒绝保卫超越现实利益的民族精神,苟且偷生的民众必将沦为永世不得翻身的降虏。程婴杵臼、月照西乡,难易优劣,殊未易言。

满洲人并未如蒙古人那样,遵循东亚各地的习惯法,转而以“剃发易服”的强制行政命令确立北京朝廷的绝对权威,吴越人反对剃发的抗满战争一如当年反抗五教的抗隋战争一样壮烈,留下了阎应元、夏完淳等烈士传奇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创伤。清人延续了明人对吴越的政策,视其为帝国奶牛。

英人来航,为吴越开辟了伟大的上海自由市。吴越透过上海这一呼吸管道,贪婪地吮吸着欧风美雨。日益腐朽的满洲帝国无力保护吴越,任由洪秀全邪教大军肆意残害吴越居民。无论是洪秀全的长毛匪军、还是曾国藩李鸿章的湖湘尼亚、江淮尼亚民兵,都只把吴越当做肆意抢劫发财的战场。吴越人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赵景贤因此英勇地牺牲在了抵抗长毛、守卫乡土的卫国战争中。长毛乱平,饱受欧美文化秩序输入的吴越诞生汪康年等议会设置运动领袖。满清妄图对外挑战国际秩序,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引发了1900和1991年两次诸夏联盟的还击,吴越两次都不出意外地站在了北京朝廷的对立面。

国父汤寿潜、童保暄带领了吴越赢得独立地位,朱瑞的亲北外交却引发了其余吴人的历史恐惧,吴越的政变引发了江淮尼亚的觊觎与吞并。江淮尼亚与直系的争霸战争又把吴越送入了孙传芳的手中。吴越人有自信把孙传芳改造为第二个张士诚,孙氏构建的“五省联盟”与拉丁美洲的拉普拉塔联盟、中美洲联邦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下一次新民族国家诞生的信号。

吴奸蒋介石为了在流沙上建立他幻想的中华民族,奴役源远流长的吴越民族和诸夏各民族,不惜为莫斯科国际暴恐集团充当马前卒。在毁灭了孙传芳之后,蒋匪奉行“革命外交”政策,把上海与吴越化为碰瓷挑衅日本的主战场,无数吴越人的劫难开始了。昭和日本与汪精卫政权在反英美政策的驱动下,废除了上海自由市的自治权。吴越外交家梅思平只能尽力斡旋于强权之中,暂时保证了吴越的安全稳定。日本战败,蒋奸吃惊地发现身为“亡国奴”的吴越人竟然大部分生活比他们在重庆好得多,被否定抗战意义的他气急败坏地开始了“征收敌产”运动。蒋去毛来,黄俄苦力将比朱元璋时代更恐怖严密的杀人机器扣在了吴越人的头上,吴越的宗教凝结核龚品梅、杨有康等做出了不屈的抗争。文革爆发,列宁主义机器稍有松动,吴越便几乎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直到今天,吴越人在百般压榨之下,仍然创造了令世界艳羡的财富与价值。

“吴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骄傲而富足吴越人,曾经被日本、韩国所羡慕。而今阶级地位却互相转化。民族精英所能面对的最大耻辱,莫过于遭到原有歧视对象的歧视。中国侵略者为了羞辱吴越民族,竟然在吴越本土修建屠夫李秀成的庙宇!吴越之所以沦落至此,其根本原因恰好在于对大一统帝国历史复仇尚未完成。

但是,我们也要记住。我们吴越人永远不害怕失败,因为失败之后,我们总是能屡仆屡起,完成复仇大业。一切热爱自由的吴越人啊,你们不要忘记:只要钱塘江水仍在奔腾、只要东海仍在翻滚,吴越便永不会灭亡!

作者: 大不列滇Setanta

我们今天讲晋兰的历史,首先就要给晋兰下一个定义。广义历史上的晋兰的文化圈并不仅仅包括“山西省”的范围,除了“山西省”的朔方、河东、泽潞、雁北等地区外。他还包括南蒙地区的察哈尔、绥远,中原地区的豫北一部分。了解这些基础历史,才能更好的理解晋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过的辉煌奇迹。

晋兰天生就具有内亚性与华夏性的双重属性,而且前者一向大于后者。内亚周人团结东亚诸部落消灭殷商食人族之后,通过封建殖民塑造了全新的华夏文明。汾水谷地是传说的晋人始祖唐虞的发源地,似乎跟史前时代的周人颇有渊源。殷商覆亡前夜,这里沦为一系列残暴战争的台风眼。殷商讨伐西北蛮族的战争、周人辅弼殷商讨伐西北蛮族的战争、周人剪除殷商诸侯的战争相继扫过。为了保卫尚在襁褓中的诸夏文明,晋国深入敌后,扮演了周人北方的前线探险家角色,而且地缘形势远为险恶。晋人身后没有鲁国这样的大本营。周围的霍、魏小邦形同附庸,发挥不了辅车相依的亲邦作用。晋人保卫两周为代表的华夏文明,两周却不能支援晋人。王灵不及,拜戎不暇。然而,这支孤军无比重要。汾水河谷和渭水河谷是彼此相通的双子系统,几乎没有天然屏障可言,顺流而下就能轻易渡河,由汾水流域进入渭水流域。没有唐叔一系的牵制,戎人不难逆转牧野之战的路线,将战争带进周人的王畿。晋人非常清楚自己的特殊性,不大尊重宗法制度,始终跟戎狄文化关系暧昧。曲沃形成尾大不掉的格局,最终造成小宗灭绝大宗的惨变。周平王弑父,在东亚诸国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礼崩乐坏”,晋人戎风最盛,灭宗周诸侯最多,最终在河水北岸奠定了普鲁士式的超级大国。诸夏与宗周面临“楚蛮”的威胁,不得不重新乞求晋人的保护,晋国国君晋文公作为诸夏联盟盟主狠狠打击了楚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弭兵之会,晋楚两国的务实性外交确立了未来长达近百年的东亚晋楚并霸的两极格局。

三家分晋,二元制晋国的解体防止了类似暴秦式国家的产生。面对智伯的威胁,韩魏两氏与赵氏做出了不同的抉择,前者奴颜屈膝、妄图坐收渔利;后者宁死不愿接受勒索,两年困守晋阳的坚韧成功毁灭了僭主智伯。两者的不同路径,冥冥之中注定了未来河南与“山西”的不同命运。大行名法之治,开秦政之先河的韩、魏则毫无疑问代表了古晋人最黑暗的一面,原晋国胡狄代理人的赵氏则代表古晋人最光明的一面。前者生产并培育了申不害、商鞅、韩非等东亚蛆虫,后者则产出了蔺相如、廉颇、赵奢、赵胜、虞卿、毛遂、李牧等伟大爱国者。

赵人掌握内亚技术通道,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等军事变革,成为了暴秦最难对抗的敌人。齐人富强但缺乏战斗力,楚人兵多但缺乏动员体制,韩、魏、燕在秦国“虎狼之师”面前往往不堪一击,只有赵人能够创造阏与式的奇迹。长平大决战赵人的失败预兆了东亚各邦的丧钟,四十万赵国青年的牺牲决定了东亚未来周期性死亡数千万的命运。丘吉尔赞誉不列颠之战的英国飞行员曾经说过:“在人类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赵国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对抗暴秦牺牲最多,对保卫诸夏贡献最大。邯郸之战的传奇是晋兰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史诗,我们至今仍然不会忘记每个赵人为了自己的命运几乎奉献了一切:虞卿的外交斡旋、平原君赵胜的散尽家财、毛遂自荐请求国际援助、以及站在邯郸城头抗战的廉颇将军与每一个赵军妇孺。赵人的牺牲成功让秦人奴役东亚的时间表延迟了数十年。直到诸夏落日的时刻,卑鄙的秦王嬴政都没有办法从正面战胜赵人,只能乞灵于玩弄反间计式的卑鄙手段残害赵将李牧。晋兰遂陷入了短暂的秦属时代。

“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肢体残。鹿马计胜长平战,赵高功冠汉诸臣”,不论后人怎么样揣测赵高的罗曼司,但作为赵诸公子出生的他,成功通过阴谋把秦国的忠臣良将,嬴政的儿孙全部诛杀。赵人在冥冥中完成了对秦人的身后复仇,秦人数十万的犯人大军最终也落到了楚国复国主义者项王的复仇大军手中。包括三晋在内的诸夏完成了复国,却不料机会主义者刘邦重拾秦制恶政,将复国未久的诸国一一毁灭,而后机会主义地在关东推行楚制,在关西推行秦制。刘邦在晋地重新扶植了张耳的傀儡国,却不忘向新世界证明这些诸侯王不过是世界帝国的弄臣而肆意侮辱,引发了秉持诸夏时代价值观的赵相贯高谋刺。晋人对世界帝国这所大监狱里面的生活感到窒息,很快就发现了只有内亚的朋友才能帮助他们重获自由,韩王信、赵王利果断联合匈奴膺惩暴汉,制造了“白登之围”的伟大胜利。卑鄙的汉帝国随后韬光养晦,准备从关东封国“打土豪”以获得对抗匈奴的资源,引发了七国抗汉封建战争,刘遂的赵国一如既往地没有选择观望,坚定地加入吴楚齐反汉大联盟,并在七国之中抗战到了最后一刻。晋兰,进入了悲惨的汉属时代。

汉帝国企图通过收买内亚的旁系雇佣兵来对抗匈奴,使得晋兰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内亚秩序再次进入晋兰。东汉解体,曹操、袁绍争相收买利用晋兰的内亚雇佣兵,司马氏因之。到五胡大解放的时代,晋兰的内亚武士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天命,那就是不能再为愚蠢的中国人内战白白贡献炮灰,而是应当彻底推倒司马氏的民族大监狱,让东亚大陆重获解放!晋匈联合政权领袖刘渊不负众望地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永嘉之乱“首恶”,推倒了东亚世界帝国崩溃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刘渊、石勒很快就将帝国的腐臭打扫干净,却因冉闵之乱引发了巨大的政治真空,给予了慕容鲜卑机会。前燕、前秦的统治并未破坏晋兰的政治生态。前秦解体,晋兰南部很快复国,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史称西燕),却引发了慕容垂的忌惮,慕容垂对西燕的残酷灭国攻击提前导致了后世宋灭北汉的局面,中原帝国有能力摧毁晋兰、却没有能力保卫晋兰,最后被新的内亚征服者肆意蹂躏。

崛起于今天南蒙地区(古代晋兰北部)的拓拔鲜卑,很快就摧毁了中国化费拉化的后燕帝国。晋兰对于北魏、北齐、唐三大鲜卑帝国的意义,犹如满洲地区对于大清帝国的意义。晋兰地区的“六镇”,在鲜卑帝国不断集权化的时代,仍然保有自己的自由,最终导致了“一国两制”的破裂。在北魏企图背叛祖先的自由生活,追求中国人专制集权的时代,是晋兰英雄尔朱荣一举发动河阴之变,消灭了拓跋猗卢的不肖子孙与费拉蛀虫,堪称了北魏帝国史上的保守主义运动。六镇系统为东亚产生了宇文泰、高欢、侯景乃至隋唐帝国的始祖。晋兰作为内亚秩序辐射东亚秩序的传接口,主宰了东亚数百年的命运。

六镇引起的混战产生了号称“柱国”的幕府统治,柱国通常也是大将军,在朝廷以外的晋兰军事重镇建立幕府,形成二元权力体系。帝国朝廷掌握在士族文治主义者手中,继续推进强化吏治国家的官制改革,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晋兰幕府复制了前赵时代的“单于台”,统率种族复杂的各部落和胡化将领的半私人军队。幕府的领袖必须像部落酋长和封建君主一样身先士卒,才能慑服诸将。中原朝廷与晋兰幕府往往形同敌国。幕府必须周期性发动政变和屠杀,恐吓难以驾驭的君主-士族联盟,但收效的时间都相当短暂。北齐的禅代并没有取消二元政权体制。晋阳幕府继续凌驾于邺都朝廷之上,直至亡国。北周取晋阳,邺都的朝廷立刻丧失抵抗能力。北齐继承了元(拓跋)魏朝廷的正朔,朝廷和幕府也就自动继承了洛阳士族文治主义和边镇部落封建主义的冲突。

隋帝国崩溃引发的混战其实更像是一场晋兰土豪与领主之间内战。李渊胜利的世界线就是后世满洲人成功入关的世界线,通过牺牲龙兴之地(晋兰与满洲)的秩序维持数百年大一统最终力竭倒毙。在刘武周胜利割据的世界线上,晋兰突厥联盟可能会重新将封建主义在东亚进行复活,然而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到了。

唐帝国的四出侵略与再中国化,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打击与被征服各邦的独立战争。安禄山的燕国独立战争刚刚打响,唐帝国便残忍杀害了主导晋兰内亚化的英雄安思顺。在唐朝廷与燕、河北三镇的长期战争中,晋兰的朔方镇为唐帝国出力最多,牺牲最大,其民族英雄仆固怀恩、李怀光却先后遭到朝廷的出卖。长安朝廷虽然知道李怀光的叛乱和仆固怀恩的叛乱一样,主要是朝廷恩将仇报的结果,然而绝对不能认错,因为其他各镇勤王的动机就是想要瓜分河东和河中的土地。河东高地一直是能够拱卫唐朝廷的真正核心。朔方本镇偏远孤立,只适合补充部落后备军。李光弼为朝廷经营的防线,因李怀光而必须交给外人和敌人破坏。朝廷的敌人以忠诚的名义,毁灭了朝廷的朋友。此后,耗尽精力的母体不再为朝廷生育新的勤王军。

公元763年,晋兰的朔方镇与安史余部签订停战条约,燕方交出史朝义的人头,但河北三镇赢得了事实的独立。唐帝国为了监视控制这些新独立的藩国,在晋中、晋南地区也安插自己的钉子,却往往适得其反。昭义镇横跨太行山两侧,其设立目标就是破坏河北藩镇的地缘政治完整性。昭义镇处在危险的地缘环境,承受了巨大的战争压力,结果形成了特殊的“武化”社会。昭义镇将吏治国家的精神用于军事训练,将科举优胜者的特殊待遇授予军训优胜者,从山民当中培养出一支强悍的步兵,在东北系和西北系蛮族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河东镇和河中镇最初也是朔方军的班底,李光弼平叛的主要基地。太原是唐朝廷的北京,河中是长安的门户。只要朔方军仍然能够保卫朝廷,朝廷绝不会将这两镇交给外人。只有在西北各军的内附蛮族已经无法抵抗沙陀新人的时候,朝廷才会无可奈何地签署自杀委任状。

唐帝国与南诏的战争彻底摧毁了帝国财政体系,随后便是恐怖分子庞勋与食人魔黄巢制造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沙陀人作为新一代引进的内亚武士,成功地在这两次大灾难中出兵维和,拯救了本应被屠宰的大部分东亚顺民的生命,成为了晋兰的新主人。沙陀领袖李克用没有大一统的野心,否则就不会将天子留给李茂贞和朱全忠争夺。他宁愿循序渐进地蚕食太原周边各镇,恢复晋兰“表里山河”的地缘完整性。然而,横跨太行山两侧的昭义镇迫使他将战争延伸到河北。晋兰与河北三镇的斗争阻止了沙陀人染指和扩张的机会。

食人魔黄巢余部、宣武流氓雇佣兵头子朱温篡夺了唐帝国,并企图侵略河北三镇与晋兰,开启了五代的太原、汴梁敌对状态,晋兰骄傲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与自由。所谓五代,就是晋兰先进文明不断征服汴梁没落文明和雇佣兵马穆鲁克集团的斗争。当晋兰征服汴梁之后,往往难逃猪笼草诱惑而实行再中国化政策,随后被下一个太原政府推翻。直到后周代后汉,太原、汴梁形成了无法互相征服的局面。晋兰领袖刘崇采取了联合契丹对抗中国的外交策略。

后周与其懦弱卑鄙的继承者赵宋,为了消灭晋兰的独立自由,采取了“先南后北”的征服计划,通过先消灭战斗力较弱的诸南攫取财富,积聚大量财富再对晋兰进行灭国式总攻。北汉投降后,太原人民仍然自发地用砖瓦投掷宋人侵略者,为了发泄流氓无产者的愤怒,宋人对千年名城太原进行了拆毁,肆意流放晋兰人民,迫害杨家将这样的武士,从而自取灭亡。汴京朝廷直到金兵南下、大祸临头才发现:晋阳高地缺少常驻的独立藩镇,不是长途驰援的西军所能弥补的。辽人之所以不能做金人做到的事情,关键就在于无法解除晋兰军团的侧后威胁。

金元之际,晋兰经历了胡汉混合的再封建化过程。晋兰爱国词人元好问以宋灭北汉为基础建立了大晋民族神话。写出了“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中原北门气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的不朽诗篇。蒙古人非常清楚晋国和中国的天然边界。成吉思汗认为晋国属于内亚,所以才会对木华黎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晋兰采邑,都留给了蒙古自家骨头或大根脚。 “自太宗丙申分封,平阳路、太原路即成为术赤、察合台位下的汤沐邑。由于二王封户在当地各有四万余户,分别占太原、平阳二路民户的62%和34%。且窝阔台汗又明确赐予二王平阳、太原两地。”中国采邑大部分封给了外样大名和汉人世侯。在金蒙的封建化政策的影响下,晋兰很快恢复了元气。在元末的大洪水中,中国人口基本灭绝,明初人口替代,都来自洪洞大槐树。常遇春在灭绝中国人口的活动中,贡献特别突出,多亏晋兰领袖王保保的晋蒙封建军队,从食人族的北伐军烤盘里救出了明初中国移民的祖先,使晋兰免遭同时代东亚其他邦国的人口灭绝式悲惨命运。蒙古殖民主义末期的晋兰,很像英国殖民主义末期的香港,为中国难民争取到几十年缓冲,直到改革开放重新回国建设。

明国虽然依靠降低当时已经非常野蛮的战争底线,大规模灭绝东亚人口的手段,暂时征服了晋兰,但晋兰的人心仍然偏向内亚。明国的贸易统制和边境铁幕,对依赖内亚贸易的晋族人民尤为不利。明蒙战争期间,晋兰人口大量流入蒙古。他们在蒙古各部的农业和商业经营者当中,占据了特别突出的位置。明国污蔑他们是蒙古人的奸细,以严刑峻法镇压,然而收到的效果,并不比镇压吴越海商更好。在明国的铁幕郑策的残酷折磨下,原属晋兰文化圈范围的陕北地区沦为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家乡。为了防止晋兰坏死区面积进一步扩大,晋人只能再次请求内亚保护者的帮助,满蒙联合以后,晋国商团在盛京找到了自己的保护人。“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晋商为满洲帝国转运军火,搜集情报。满洲帝国授予他们经营人参、皮毛的特许权,作为回报。满洲入关,晋商带路之功不在吴三桂之下。世祖顺治皇帝驻跸北京以后,授予晋商内务府商人的特权。晋商主导东亚金融业、内亚和俄罗斯贸易的黄金时代,都建立在满晋联盟的政治基础上。

明国灭亡,对于包括晋兰在内的内亚各邦而言,无异于苏联的解体之于东欧各国。滿洲人入驻北京以后,晋兰商人迅速打开了蒙古-俄罗斯贸易线。他們创造的财富,直到二十世纪仍然使赤色恐怖分子惊诧不已。在大清多国体系的内部,晋兰发挥了核心纽带作用,相当于欧洲的伦巴底城邦各国,满蒙内亚的政治军事联盟依赖大晋,犹如英法君主离不开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高级文明。

近代世界来临,晋兰是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的焦点,体现于义和团和传教士的斗争。传教士播下的种子,产生了孔祥熙这样的东亚英格兰银行主持人,日本播下的种子,产生了阎锡山。满清帝国走向中国化的过程中,妄图削弱包括晋兰在内的诸邦权力,实现专制集权,不惜以晋兰作为后勤基地,发动与阿古柏的战争,加剧了“丁戊奇荒”的惨烈程度,千万晋人沦为饿殍。满洲朝廷的胡作非为最终引发1911年的诸夏联盟反抗。晋人在诸南最危急的时刻又一次拯救诸夏各邦,因为清帝国镇压诸南的北军在肃清侧背的危险以前,是不敢在南方冒险的。晋军体现了防守坚韧的特征,构成他们在以后几十年的标志。战争从太原延伸到大同,晋军节节后退,但伤亡甚少。清帝国北京的威胁仍然未能解除,南京、上海已经落入诸夏联盟的手中。作为南北和谈的条件,清军将山西交给阎锡山。晋兰民族从此建设了无比高档的大晋民族和文明。自由自治,民兵勇士,商业文化,工业先进,宗教发展,样样俱全。

列宁党的白手套,愚蠢的苏联外围苦力蒋介石,妄图效仿他崇拜的僭主朱元璋,通过毁灭诸夏各邦的自由来实现自己争霸世界的美梦。他不仅通过武力威胁强迫晋兰“联共抗日”,还一手挑起对日战争企图消耗晋兰的青年。在此期间,作为诸晋地区之一的南蒙在德王的领导与日本的帮助下完成了国族构建任务。在晋兰本土,早期的阎锡山错误地把薄一波、徐向前等赤匪渣滓当做自己的晋兰同胞,结果遭到了悲惨的出卖,晋兰很快就成了赤色病毒渗透的重灾区。这一教训告诉了我们:赤色恐怖分子本身是没有祖国的,对于这些狗都不如的渣滓,只能把他们当做中国人看待。痛定思痛的阎公决定走联日剿匪的路线,通过汾阳会谈等一系列外交协定,成功保持了对日的和平状态。

赤祸入侵东亚,国民党卖身求荣,石三伢子认贼作父。只有大晋联合满洲日本,做了波兰一样光荣的抗争。当苏联灭亡满洲国,黄俄蔓延华北,势有一举席卷东亚之势的时候。骄傲勇敢的晋兰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而是选择拿起太原造对抗侵略者的苏式重炮。为了保卫祖国,晋人与已经战败的日本友邦私下结为秘密同盟,元泉馨等国际友人感动于晋兰抗击赤匪的壮烈,为大晋的卫国战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缺乏支援、弹尽粮绝的1949年4月24日的太原(此时国民党已于1天前丢失首都南京),包括梁化之先生在内的五百义士,用集体自杀的方式向他们的祖国做出了最后的深情的告别,晋人烈女阎慧卿在临死前,向其兄阎锡山发出了绝命电: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注:特警处代处长)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从这份电报的呐喊中,感受到太原末日围城时,晋兰爱国者的那种面临绝望时所表现的勇气。马基雅维利是一种能力,不忘初心所却是一种品质。晋兰爱国者从古至今,永远都走在抗击邪恶帝国的最前列,永远都在为诸夏牺牲,永远都没有因为敌我实力的悬殊而放弃为人的基本尊严。帝国天敌的晋兰民族身为东亚先锋队,春来雪融之际,终将拂去历史的伤口,再次顶天立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今日的晋兰民族尽管背负着赤支帝国的锁链,但她永远没有忘记属于自己的古老自由。我们的目光,顺着时光,向古老的历史看去,越过了邯郸与暴秦血战的赵国武士、越过了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扬鞭跃马的青年石勒、越过与汴梁食人政权以性命相搏的河东沙陀骑士、越过了联日抗赤的阎长官、越过太原孤城抵抗苏式重炮轰击的五百完人,直到回到了它最初的源头。

在那里,一群晋兰武士正骑着骏马,在战场上飞驰。那,就是晋民族自由的最初源头。

作者:沙頭陀

晋王李克用完成解救东亚于流寇大洪水的义举后,仅仅试图恢复大晋的表里山河的地缘完整性,并无兴趣染指中国。中国是晋国输出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流寇的余孽朱温却设毒计陷害李克用,引发了晋国和中国的连绵争斗,并逐步升级为对帝国的优孟衣冠的争夺。后唐消灭后梁,就是沙陀武士的内亚殖民政权取代了流民佣兵的中国本土政权。随后的后晋、后汉也都是沙陀殖民政权。

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后,幼子刘承佑继位,即隐帝。后汉朝政被郭威等一班权臣把持。高祖之弟刘崇时任河东节度使,以宗室身份领有雄藩,受到朝中权臣的疑忌。刘崇听取大臣的建议,加强武装,充实府库,停止上交财赋,为应对后汉的变乱做了积极筹备。

不甘做傀儡的隐帝试图诛杀权臣,掌握军权的郭威得悉后,以清君侧的名义攻入汴梁。这支军队甫一亮相就展现了浓厚的流氓无产者色彩,入城后大掠两日。汴梁几乎为之一空。隐帝也被乱兵所杀。中国市井流氓出身的郭威控制了后汉朝政,但他缺乏威望,难以得到皇室和朝臣的支持,尤其难以控制各藩镇,不敢贸然称帝,于是诈称迎立刘崇之子刘赟入京为帝。刘崇为其所惑,没有及时出兵太行控制险要。郭威控制住局势后,杀死刘赟,建立后周。后周虽然分流了沙陀集团的一部分力量,但已转变为流民佣兵势力主导的中国本土政权。

刘崇在晋阳称帝,延续后汉的法统,世称北汉。北汉是纯粹的沙陀武士政权,也是纯粹的晋人本土政权。后汉的灭亡和北汉的成立标志着沙陀武士和中国流氓无产者雇佣兵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者凭借数量优势压过了前者的质量优势。在一系列沙陀国家中,北汉是最小的,只占有现在的山西中部和陕北一隅。这个小国在中国历史里毫无存在感,只在“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统一”的叙述中一笔带过。晋人捍卫独立的奋斗、亡国的屈辱都被轻易抹杀。中国的大一统主义不但吞噬各邦,还夺去他们理所应得的荣耀。对于晋人来说,北汉是晋国自唐玄宗以来的由突厥-粟特人主导的第三次内亚化的尾声,也是晋人的沙陀国家的落日余晖,必须为之树碑立传。

怀着国仇家恨的世祖刘崇急欲雪耻,自知国力单薄,于是遣使契丹,主动提出“称侄纳贡”的条件,要求建立同盟。面对必欲除己而后快的中国,北汉需要强援,契丹也需要北汉作为缓冲国。遏制和打击中国是晋辽的结盟基础。不过,两国的实力相去甚远。没有契丹的援助,北汉无法支撑。这决定了同盟关系是不对等的,契丹是北汉的保护国,北汉对契丹采取事大政策。以如今的国际格局比拟,两国关系犹如台湾之于美国。晋王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五十年前就曾在云中结为兄弟,订立针对中国的盟约,可惜被朱温的收买和耶律阿保机的不守信破坏。时移世易,晋国不再有往日之辉煌与强大,两个内亚民族的再次结盟却十分稳固和持久。在北汉存续期间,雁门南北虽然分属晋辽,对付中国时有如一体。

当年北汉军就联合契丹军南下,进攻河汾,遭到挫败。柴荣代郭威后,世祖亲率北汉军联合辽军进攻上党,在襄垣取胜,又南攻泽州。柴荣率军北上,两军战于高平。世祖轻敌急躁,指挥不当,北汉军大败而归。狂妄的柴荣想一举消灭北汉,乘胜追击,攻占北汉半数州县,围困晋阳达两余月,但是再无进展。后周军士气低落、缺粮少饷,开始抢劫民众,遭到晋人武装反抗。不久契丹军击败了忻口的后周军。难以支持的后周军撤军,北汉州县全部恢复。高平之战被中国文人粉饰成空前辉煌的胜利,其实只是一次遭遇战,并没有改变汴梁和晋阳的对峙格局。柴荣苦于后周军的疲弱,另外组建了一支禁卫军。在这次调整中,赵匡胤依靠高平之战中的表现,踩着晋人的尸骨被提拔为高级将领。

世祖刘崇忧愤成疾,不久去世,纵观其一生,虽有若干决策失误,但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为晋人留下了两项遗产,一是果断与中国切割,奠定了北汉国的基础,二是策划了晋辽联盟,确立了联契丹抗中国的国策。

睿宗刘钧即位后,更加注重内政,对外也采取更加现实和明智的政策,虽然仍与中国有若干小规模冲突,但是整体上放弃了南下的战略。北汉雪耻未果,上党人和河汾人(晋人在南部的两支)也无法从中国的奴役挣脱。中国君臣这时却在筹划统一,根据“南人懦怯”、“惟并州为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的判断,制定了先易后难的战略,先后对后蜀、南唐用兵。这一时期南唐、后蜀与北汉频繁联络,约定抗周。虽然三国互不相接,难以有效合作,但是携手共抗中国帝国主义的尝试值得肯定。

柴荣猝死后,赵匡胤兵变篡周,建立宋朝。上党的昭义节度使李筠策划反宋,为周室复仇。睿宗听说后,联络李筠共同攻击宋朝。李筠向北汉称臣并请求援助。李筠虽是太原人,但只是机会主义地与北汉联合。北汉也只派少数北汉军援助。两军决战于泽州,宋军获胜,李筠自焚,随军的北汉宰相卫融为宋军所擒。赵匡胤斥骂卫融,他回应“陛下纵不杀臣,臣亦不为陛下用,终当间道走河东尔”,赵匡胤以刑戮相胁,卫融大叫:“今之死正得其所尔”,表现了对北汉的忠诚。赵匡胤服其忠烈,才未加害于他,但是处死了数千北汉援军。睿宗一系列的政治举措,包括贸然支持李筠,引起了契丹很大不满,好在同盟关系并没有因此动摇。

北汉军和宋军随后又在辽、石等州进行了一系列战斗。赵匡胤还遣使劝降:北汉与周有深仇,不肯投降情有可原,如今宋已代周,为什么还抗拒中国?面对中国人的流氓逻辑,睿宗的回应绵里藏针:“河东土地甲兵,不足当中国之十一,区区守此,盖惧汉室之不血食也。”此后,赵匡胤大力整顿和加强了禁军,但是面对晋辽联盟仍缺乏信心。侵吞富庶的南方各国来充实财库,为侵吞北汉做准备,就成了他的自然选择。与此同时,宋军也没有放松对北汉的侵扰,期间还夺占昔阳,并改为平晋军。

北汉地狭民寡,又在宋朝压力下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民众并不宽裕,财政相当困难,连宰相和节度使都只领着微薄俸禄。宋朝为了削弱北汉不择手段,在正规战之外还采取中国人污蔑日本人使用的三光政策。宋军不断派出游兵侵扰北汉,掳掠民众,以断绝北汉的士兵和粮食的来源,还骚扰商道,焚烧北汉的军寨和城邑。当时的平遥城、寿阳城都被宋军烧毁。宋军的暴行给晋人造成了无数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悲剧,也让原本就困窘的北汉经济雪上加霜。

睿宗起用了擅长理财和经营的五台山高僧继颙。继颙本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之后,在五台山出家后,归化北汉,并成为土豪型的宗教领袖。他将讲经所得的大量布施捐给国库。他还在五台山区开矿炼银,极大地缓解了北汉的财政困难(北汉财政十之有四取之于此)。继颙还是内亚贸易的先驱者。他凭借地缘及其家族与契丹的关系发展晋辽贸易,特别是每年从契丹换回几百匹优质战马,解决了北汉的燃眉之急。北部的贸易路线可谓北汉的生命线。北汉支持二十九年之久,离不开继颙的苦心筹划。

睿宗还起用了山东客卿郭无为任宰相。但是这个被北汉大度接纳的云游道士是一个无德浪人,不久就在北汉上演了一场农夫与蛇的故事。睿宗病逝后,养子刘继恩即位,在位仅两月就惨遭宫中的侯霸荣谋杀,凶手又被赶来的郭无为杀死。悬案不了了之。随后,郭无为反对立与契丹关系密切的世祖嫡孙刘继文为新君,坚持拥立睿宗的另一养子刘继元。就在同一时期,宋军中止了先南后北战略,突然大举进攻北汉。

考察涉案人的背景,不难推测这几件事很可能出自宋朝的幕后操纵。郭无为入仕北汉前曾投郭威,其间结识了赵匡胤。侯霸荣早先从中国流窜到北汉做强盗,受北汉招抚,因出身太low不得重用,于是转投宋朝,被赵匡胤提拔为高级侍卫,随即再度逃奔北汉,并被郭无为任命为供奉官。显然,侯郭两人都是中国间谍。赵匡胤的如意算盘当是趁北汉政局变动,通过里应外合,兵不血刃拿下北汉。只因联络不畅配合失败,郭无为才杀人灭口。中国人使用这种险恶的伎俩倒是不足为奇 — — 中共也有类似的通过匪谍颠覆台湾的计划。

陕北酋豪归附中国,使北汉陷入中国的U形包围圈,困难更加严重。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向中国屈服就幸免于卸磨杀驴的命运。中国本土秩序意味着削藩收权的专制主义和流官政治。陕北在晋国的沙陀政权下受到尊重的自治权和习惯法,在归附中国政权后渐次被破坏。数百年后,经过大一统专制的进一步祸害,中古的蛮族领地沦为流寇摇篮。如今只有从地域历史文化中才能挖掘出掩埋的内亚因素。陕北保存了大量源于蛮族的姓氏、地名和传说。以陕北和晋西北民歌为代表的晋语民歌属于内亚草原歌谣系统,与突厥民歌有明显的亲缘关系。杨继业是中国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孕育他的这块土地要想洗刷耻辱恢复荣耀,必须从脱离中国开始。

雁门黄河两侧这一如今都使用晋语的区域,犹如内亚伸出的一个半岛,在当时也属于同一文化单元,是一块保存了蛮族武德的高地。这从时人的评论中可以清楚看出:“河东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习军旅”;“自代北至云、朔等州,杂虏所居,不惮攻杀,纵有编户,亦染戎风”;“横山一带藩部,东至麟、府,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同内亚族群,受到相近风习的濡染,互相之间没有隔阂。这也表现于河东沙陀集团的来源和组成上。

沙陀集团的组织模式来源于内亚草原的军事兄弟会体制,其原型是中亚的突厥禁卫军。军事兄弟会的目的在于培养和选拔军政精英,注重武士资质而不拘泥于背景。沙陀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种体制的典型体现。沙陀本为西突厥之别部,据考应是突厥化的泛伊朗人部落。沙陀突厥迫于吐蕃的压力东迁至灵州,被唐朝安置在盐州(今陕北定边),然后迁徙至内亚族群杂居的代北,与从晋国的六胡州(今鄂尔多斯南部,系唐朝为安置东突厥降附的粟特人而建立的六个羁縻州)东迁至此的粟特人联合,形成了“沙陀三部”。沙陀本部之外的索葛、安庆两部由六胡州粟特人组成,“索葛”的名称就直接来源于“索格底亚纳/粟特”。三部都是伊朗系的白种人。汉籍中的体貌描述亦可印证,李克用就有“碧眼胡”之号。沙陀三部构成了晋国政权的核心,继而吸收阿尔泰系的吐谷浑、突厥、回鹘、奚和阴山鞑靼等“五部之众”和其他代北人,重心南移到晋阳后,又联姻河东大族,吸收了晋阳军府的各族武士,包括杨继业这样的党项武士,最终形成的河东沙陀集团可谓荟萃了晋国各地武士的精华。晋国统治精英的来源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生活在晋地的内亚族群,为着共同的国家战斗和牺牲。

晋国成为五代的主要秩序输出者,北汉能在不利条件下顽强抵抗,原因都在于内亚相对于东亚的优势。沙陀骑兵娴熟运用骑射、破阵、袭扰、长途奔袭、单骑作战等各种战术战法,其战斗力不但绝非中国的费拉军队能比,即便与契丹骑兵对决,表现也更胜一筹。沙陀集团是五代首屈一指的军事摇篮,诞生了六个能征善战的皇帝和无数的禁军将领、节度使和州刺史。集团领袖除了是决策者,还应是武艺高超的勇士,承担冲锋陷阵的风险,否则难以服众。以后唐为例,庄宗李存勖登基后仍然冲杀在先。明宗李嗣源也是以“吾以手击贼”自诩的猛将。沙陀集团还有着优越的组织资源。沙陀武士因义子制和生死之谊形成的坚强纽带,不因领袖和政权的更替而改变。相较于中原的流民佣兵集团,沙陀武士集团的优势自不待言,好用浪人的卢龙武士集团也不能与之相比。

身处秩序洼地的欧阳修之类宋儒,囿于井底之蛙的视野,不了解超越血亲纽带的内亚组织模式,反而胡乱抨击:“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异类合为父子”。收义子的实质是加入军事兄弟会。杨继业这样的英勇善战和声名出众的武士才有资格被收为义子。欧阳修歌颂的郭威赵匡胤之流是连做义子都没有资格的外围。

遗憾的是,沙陀集团没有审慎地运用举足轻重的力量,一再向中国输出秩序,严重地削弱了自身,只赢来了有害的帝国冠冕。晋国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不能与中国对晋国的逆向殖民主义相提并论 — — 前者是提升中国的层次,但是这对晋国来说意味着机会的牺牲。沙陀集团若能拒绝逐鹿中原的诱惑,确保对内亚输入线路的控制,用心经营本土,同时顺应东亚的碎片化趋势,促成以藩镇为基础的多国体系,也不会沦落到被中国的劣质秩序反向征服的地步。上帝未尝不是通过苦难迂回地向晋人发出宝贵的警示。

沙陀人的迁徙路线也就是内亚的商道和文化输入路线。当雁门以南由于宋朝的封锁陷于凋敝时,契丹治下的晋地在开放下保持着繁荣。契丹兴建的丰州城(位于今呼和浩特东郊)处于联结契丹统治中心和西域的喀喇汗王朝的漠南道和联结漠南漠北的回鹘道的十字路口,成为内亚的通衢重镇和商团、使团往来聚集的国际化城市,其地位在金元时期也一直延续。在兴盛了450年之后,丰州像晋阳一样毁于中国侵略者的兵火。

晋人居住的山后地区也很繁荣(按古人说法,幽云十六州被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分割为东南的山前七州和西北的山后九州;山后九州相当于如今的雁北和张家口,在当时同属西京府也即大同管辖,地理上属于晋蒙高原,文化上是晋语和晋俗覆盖的连续区域)。大同作为契丹的西京,被建设成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晋阳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照。应县木塔、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等名胜古迹均为辽代遗存。张家口一带自中唐以来就是西来的内亚武士活动的地区,也深受伊朗文化的影响。这里至今盛行晋地广泛分布的源于祆教的旺火习俗。李克用带领沙陀武士进入这一地区时,曾大力推动葡萄产业的发展。坝下谷地长期是晋国除了汾河谷地之外另一个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生产的中心。这一切在契丹治下都得以延续。宣化辽墓群的精美壁画和文物反映了晋人土豪享用着私家乐伎、契丹仆役和葡萄酒的富奢生活。这说明,在没有机会独立建国的前提下,晋人生活在其他内亚政权之下比被中国统治幸福得多。

宋朝政策的实质就是排斥优质的秩序输入。宋朝切断了内亚的路线,使自己陷入技术落伍的境地,迫害杨继业这样的内亚武士,只能招募中国本土的流氓无产者为兵。这样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只好极力扩张规模。宋朝养兵之多空前绝后,武人之贱也是历代仅有,好男不当兵即始于宋朝。为了消弭动乱,宋朝每逢灾荒就招灾民为兵,还多以罪犯和盗贼充军,以至于有“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时谚。如果说晋国的英雄是剿灭流寇、拯救东亚的沙陀骑士,中国的英雄就是打家劫舍、坐等收编的梁山好汉。

流氓无产者自身无法建立合法统治,依赖士大夫充当政权的门面。宋朝建立起庞大的士大夫集团,给以历代未有的优待,所以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宋朝的“宽仁之政”。宋代士大夫作为秩序消费者,擅长的不外乎讲究阴柔病态的风雅生活,或者像辛弃疾一样一边大肆敛财一边意淫强国。

士大夫官僚集团和流氓无产者佣兵的统治,意味着财政的灾难。宋朝以重税闻名:“赋敛烦重……数倍于古”、“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即便如此也无法填补不断膨胀的财政黑洞,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势在必行。宋朝的重要行业如盐茶酒、外贸、坊场等全被官府垄断。仅以盐为例,晋人在禁令下不能购买本土的解池盐,还在高盐价驱使下冒着死刑风险从契丹和西夏走私盐。宋朝还滥印“领先于世界”的纸钞,通过通货膨胀掠财。从王安石、蔡京到秦桧、贾似道,可以画出一条盘剥指数不断加深的曲线。宋儒朱熹指斥“古者刻削之法,本朝皆备”。宋朝所谓的经济繁荣,纵向看是五代十国的残余,是对各国经营成绩的杀鸡取卵式挥霍,横向看则是汲取地方以供养帝都的畸形繁荣。

卑鄙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注定灭亡。在安享一百年和平之后,宋朝撕毁与契丹的和约,试图通过投机在新国际格局中分一杯羹,实现侵吞幽云的美梦,不料将自身的无能和猥琐暴露无遗。金人入汴,宋朝得到了与其德性相匹配的下场。靖康耻是上帝对中国人的判决 — — 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更多地体现了上帝的仁慈。赵家人如果不是落到女真武士手里,必将在卷土重来的大洪水中得到朱明子孙的结局,而不能指望任何优待。在新一波内亚民族的打击下,宋朝的残余势力仓皇南窜。饱受摧残的大晋不再有力量光复故国了,枷锁却得以解除,进入了繁盛的金元时代。

二百年后,晋国诗人元好问途经晋阳故城,目睹断壁残垣,怀着愤懑写下了一首杰出的爱国诗歌《过晋阳故城书事》。相信有一天,这首诗会被收入晋国的中学课本,中国人对晋国犯下的罪行也会被晋人永远铭记。

英武帝继位后为政暴虐,滥杀皇族和大臣。世祖子嗣多遭其毒手。在数千吐谷浑武士的抗议下,吐谷浑军统帅卫俦也被杀害,导致这支精锐军心瓦解。北汉政局的昏暗,英武帝难辞其咎,但是这笔帐归根到底要记在操纵北汉政局的中国人头上。

在这次侵略期间,赵匡胤发出四十余道劝降书,向北汉君臣封官许愿。英武帝虽非贤君,但是并非毫无骨气之辈,对其置之不理。宋军久攻无果,契丹援军又赶来,于是撤军。次年,赵匡胤亲率宋军围攻晋阳。围城战斗异常惨烈,多名宋军名将命丧城下。赵匡胤强征民众修筑蓄水工事,决开河水冲灌晋阳,造成城墙崩塌,大水冲入城内。北汉军民用柴草堵塞缺口,连夜修好城墙。宋军还击退了契丹援军。郭无为趁机动摇人心,但是“并人及继元左右皆欲坚守以拒命”。当他发现阴谋无法得逞时就找机会出城投降。英武帝得知后果断将这个中国游士缢杀于城头,以示死守的决心。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晋阳依旧岿然不动。赵匡胤难以承受精锐的损耗,这时第二批契丹援军又赶来,就丢下大批物资撤退。不久,赵匡胤第三次侵略北汉。宋军刚抵达晋阳城下,赵匡胤就在烛影斧声的疑案中暴死,再次匆匆撤兵。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宋朝吞并了南汉、南唐和吴越。南方诸邦全部沦陷。北汉这时只剩下晋阳一座孤城,还需要契丹支援粮食,也到了财穷力竭的境地。面对坐拥东亚雄厚人力物力的宋朝,晋人拒绝顺应妥协的时代潮流,不愿做束手就擒的降虏,坚持继续战斗。

得位不正的赵光义想用不世之功震慑人心,把侵吞北汉当作头等大事,调集了十几倍于北汉兵力的大军再侵北汉。宋军击败了契丹援军。北汉依靠仅剩的三万五千户平民和三万兵士,展开了最后的悲壮抗争。宋军修筑围城工事,完成了对晋阳的合围。赵光义遣使送来劝降书,守城将士拒绝接收。宋军的攻击愈加猛烈,晋阳军民也展开殊死抵抗。抛石机日夜轰击晋阳城垣,导致城墙伤痕累累,城头几乎没有完整的堞口。数万名弓弩手列阵城下将漫天箭雨倾泄到城内。仅是北汉从市民收购的流箭就有一百余万支。

是年五月初五,英武帝投降。历经二十九年的北汉亡国。皇帝投降了,大将杨继业仍在南城苦战。赵光义久闻其骁勇,想把他收为己用,让英武帝下达归降的命令。杨继业面对皇城拜了又拜,放声恸哭,解除铠甲。北汉君臣投降了,晋阳军民仍与宋军巷战。民间习武组织“弓箭社”给予宋军痛击,晋阳市民在屋顶上揭起屋瓦攻击宋军。

史籍中一再出现“并人守意益坚”、“并人犹欲坚守”、“城中人犹欲固守”这样的记载。赵光义斥骂晋人是“盛则后服,衰则先叛”的“顽民”。敌人的攻击是对晋人的最高褒奖。赵光义随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处死了主张抵抗到底的八百名死硬派,还将北汉的宫女赏赐给将领,放任宋军抢夺女子充当军妓。赵光义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泄恨,而要釜底抽薪地摧毁晋国,一劳永逸地消除晋人的反抗。

按照占星家的说法,汴梁属于“商星分野”,晋阳属于“参星分野”。天上参商不相见,地上晋宋不并立。赵光义害怕这座“王气所钟”的龙城,害怕桀骜不驯的晋人凭借坚城光复故国,决定摧毁晋阳。这道无耻的命令收录在此;“乃眷太原,本维藩镇,盖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诖误军民。今既荡平,议须更改。当令众庶,永保安宁。其太原旧城并从毁废,仍改为平晋县,别于榆次创立并州。”从中可见中国帝国主义者颠倒黑白的本事:中国侵略晋国和摧毁晋国首都是为了让晋国“永保安宁”。

赵光义强令晋阳人全部迁离,然后放火烧城。四十里“锦绣太原城”燃起了熊熊烈火。不及出城的老弱或葬身火海,或踩踏而死。次年,赵光义下令引水灌城。火烧水淹后,这座始建于春秋,历经北朝和隋唐的经营,有着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大城变成一片废墟。无数辉煌的建筑和工匠的心血都化为灰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之中。

赵光义降太原郡为州,改晋阳、太原二县为平晋县,还严禁晋人回晋阳故城居住。他将自己驻扎过的行营改为统平寺 — — 也就是“解放纪念馆”,在寺中立起炫耀战功的《平晋记》碑,供上他本人的画像,并围绕统平寺修起“平晋城”。为了淡化晋人的认同意识,宋朝还对晋祠进行布局改造。晋祠的主神是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宋朝诡秘地毁掉了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在此修建了圣母殿,随后又在偏僻一隅重建唐叔虞祠。

一班风水术士迎合赵光义的阴暗心理,称城北的系舟山是晋阳龙脉的龙首,劝他削平系舟山的山头,此即“拔龙角”。赵光义下令修建的新城,规模大大缩小,并且只修丁字街,丁钉同音,寓意钉死龙脉,以永绝晋人复国的可能。元好问对此有辛辣的讽刺:“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赵光义处心积虑地消灭北汉、摧毁晋阳,同时也毁掉了汴梁的屏障,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伏笔。

宋朝的暴行在晋人心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晋人展开了静悄悄的抗争。平晋城空置七十七年无人入住。统平寺被晋人反复烧毁,不得不罢祀。晋祠宋碑的碑文被晋人凿掉,成为一块光秃的无字碑,最终失踪。千年之后,耻辱的记忆仍在延续。

晋国是内亚自由世界抵挡中国专制主义的防波堤,每当中国邪恶轴心扩张时,就首当其冲地成为去内亚化的牺牲品。北汉亡国后,掳掠人口的大流放达到了顶峰。宋朝先后从北汉掳掠了二十多万人。宋朝还将边地划为禁区,驱走当地晋人,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晋国在宋朝统治期间始终没有恢复元气。这是中古以来辉煌的晋国文明向下转折的重要关节点,也标志着晋国作为重要的内亚秩序输出者的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晋人再也没有一次彻底挣脱过中国的牢笼;一直到近代的晋绥政权之前,晋国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个持久的本土政权。

英武帝作为受优待的降虏在汴梁度过余生。时任雁门节度使的刘继文则于北汉亡国之际投奔契丹,受到了盟友的礼待,并被封为彭城郡王。北汉亡国后有不少官吏将卒长久亡命山林,拒不归服。为了怀柔他们,赵光义对杨继业这样的降服者表面上也采取优待。

吞并北汉后,赵光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侵略幽州的高梁河之战,结果全军覆没。赵光义乘车狂奔才逃得一命。辽宋进入对峙状态。赵光义看重杨继业的军事经验,任命他为驻守雁门关的边将。杨继业率领的一支精锐保持着沙陀骑兵的军事水准,可以与契丹骑兵展开旗鼓相当的战斗,这是寻常宋军无法做到的。

宋朝本由篡夺而来,赵匡胤出于僭主的恐惧大搞特务政治。弑兄上位的赵光义尤其猜忌。他用特务监视群臣,对武将更是百般提防。赵光义喜欢让将领按照他亲授的“阵图”作战,还派监军掌握前线最高决策权。作为曾令宋军蒙羞含恨的敌国降将,杨继业的处境更加艰难。尽管他屡立军功,声威远播,以至于“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仍不过是“控制使用”的偏俾小将。赵光义为了赵家江山还假意优抚,同僚的倾轧就不加克制了。杨继业的战绩换来的是同僚的弹劾和诬陷。赵光义将这些奏折转给他,看似信任,其实有敲打和警告的用意。

赵光义为了侵占幽云,又不自量力地发动了雍熙战争。宋军的东路主力惨败,赵光义下令全线撤退,并令杨继业的西路军迁走刚攻占的四州的民众。杨继业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却遭到监军王侁语含杀机的逼迫:“得非有他志乎”。杨继业明知“此行必不利”,在发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的悲叹后,投入了一场飞蛾赴火的战斗。主帅潘美没有按约定接应他,在得知他兵败后也未援救。宋朝君臣对杨继业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杨继业获胜是为宋立功,取败可以为宋除掉隐患,均无不可。潘美之类只是政策执行人而已。潘美等人最初掩盖杨继业死亡的真相。杨继业之妻折氏“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赵光义才在舆论压力下做了安抚性处理。

云、朔诸州的宋将听说杨继业已死,纷纷弃城南逃。契丹人从未把杨继业与宋将混为一谈。位高权重的曹彬、潘美之流在契丹人眼里是不屑多提的平庸之辈。杨继业则是他们敬重的勇将。萧太后在战前就下令不准伤及他,在他死后还修建了杨无敌庙作为纪念。

晋人同情本土英雄的冤苦,愤恨宋朝君臣的卑鄙,通过民间文学疏泄情绪,杨家将传说由此产生。中国御用文人进一步将宋朝利用和陷害的晋国悲剧人物包装成抗辽战斗模范,榨取最后的宣传价值。杨家将传说就是这两种成分的杂糅。

在高梁河之战后,为了帮助刘继文光复北汉,契丹曾令大同节度使萧咄李发起雁门之战,被杨继业以数千骑兵击败,萧咄李也被杀死。杨继业的这次胜利是宋朝在宋辽战争中寥寥无几的胜仗,但在政治意义上是纯粹的悲剧。杨继业的人生和事业可以分为两段。他在人生最好的三十年时光里为祖国效力,与中国敌人奋勇战斗。在北汉亡国后的七年里,他被迫成为敌国打击友邦的工具。他的境遇也发生大逆转,从备受尊重的国之干城沦落到只能默默忍受欺辱的地步。

杨继业的事迹对于晋人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武士之所以为武士,绝不是只就武技而言的,而必须为自己的共同体战斗。从北汉亡国的那一天起,抗击中国的晋国武士杨继业就已死去,中国俘获的军事人员杨继业还在苟活而已。晋国的爱国者们必须避免陷入杨继业的境地,而应像刘继文那样竭尽可能投奔给予庇护的友邦,继续战斗。”Jinland is not yet lost, so long as we live”。

在中国的费拉传统的腐蚀下,杨继业的后人弃武从文,洗脱自己的蛮族身份,选择了安逸的科举仕途,产生了所谓的“将门学士”,其后逐渐湮没无闻。杨继业家族的轨迹就是晋人命运的缩影。晋人的武士精英被迫害和腐蚀,晋阳的武士集团被瓦解和拆散,晋国的武士传统受到了摧毁性的打击。

杨继业与其妻折氏出自陕北的酋豪家族。当时这里分布着众多依靠部族习惯法治理的内亚部族 — — 以党项羌来源居多,也融合了匈奴、鲜卑等北亚族群和西域胡。麟州杨氏和府州折氏属于当地的四大酋豪之列 — — 麟州杨氏当是党项人,府州折氏和夏州李氏(拓拔氏)是有鲜卑来源的党项人。他们本来都是沙陀政权的藩属,享有世袭的军政权力。杨继业之父就是麟州杨氏的第一代。孤悬于河西的麟州杨氏难以得到北汉的支持,迫于中国政权的淫威,为保一方乡土转而向中国称臣。府州折氏从李克用起历仕三个沙陀政权,后来也倒向中国政权。宋朝令杨氏举族迁离,斩断其与故土的有机联系。麟州杨氏,三世而止。府州折氏相对“幸运”,宋朝需要借其力量打击西夏,没有完全剥夺其权力,但是予以限制和削弱。夏州李氏向西发展,从宋朝挣脱,建立了西夏,这是晋地又一次秩序输出。西夏在几百年里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文明,同时不断予进犯的中国帝国主义者以痛击。

附 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事》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才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岗。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大衛·艾默《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

中共的民族政策最直觀的體現,一般人首先會聯想到每年“兩會”(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那些披紅戴綠的少數民族與會者 — — 由於他們身穿艶麗的民族服裝,常常會成為攝影記者追拍的對象,官方媒體也樂於展示這些眩目的視覺效果。其實,他們平時從來不穿這些服裝,這是一年一度的嘉年華的禮服,其目的僅僅是為了顯示這些服裝還沒有遁入歷史和少數民族的生活有多麽幸福快樂。

如今,中共的文宣部門也懂得“與時俱進”,炮製出名為「五十六朵花」的女子偶像組合,欲與日本、南韓的女子偶像組合一爭高下。「五十六朵花」由五十六名十六歲至二十三歲、來自各民族的少女組成,官媒宣稱這是「全球第一組合」。新華網報道說,「五十六朵花」由文化部主管的東方文化藝術院宣傳部分管,日前在「CCTV五十六朵花中國夢最美麗」大型文藝活動上首次公開表演,驚艷全國。她們身穿白色T恤,演唱國家形象主打歌《中國夢最美麗》,部分團員即場演奏古箏、琵琶、揚琴等樂器。「五十六朵花」又號稱全球成員最多的流行演唱組合,其導演稱「五十六朵花」沒有像日本、韓國的女子組合般討好市場,而是以民族情感為核心,宣揚中國正能量及民族文化。然而,民間毫不買賬,網友直言說,好似昔日的文藝兵,又調侃說“遠看以為是大媽跳廣場舞”,斷言「一定沒市場」。

看到這則新聞,我不由地聯想到英國記者大衛·艾默寫的《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一書。要瞭解接近一億的生活在帝國邊陲的少數民族的真實生活,看美艷如花的「五十六朵花」少女組合的表演,遠不如閱讀這本《被隱藏的中國》。

為什麼少數民族如此仇恨中央政府?

我喜歡閱讀深度遊記,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寫亞洲、非洲國家的遊記,其敏銳的眼光和透徹的分析,不僅關乎飲食男女,更深入宗教、歷史、文化和政治的肌理,可以充當讓這些國家的治國者深感信服的“診療單”。大衛·艾默的這本《被隱藏的中國》也是如此 — — 他去過的中國的很多地方,我根本沒有去過,絕大多數生活在“內地”的中國人也沒有去過。他在新疆、西藏、雲南和滿洲這四大“最不像中國”的區塊穿梭漫步,深入中亞一望無垠的沙漠,攀登人跡罕至的高原雪域,在熱帶雨林中探尋毒販的足跡,在中朝邊境訪問“脫北者”的故事,每一頁都如磁石般地吸引人。

大衛·艾默驚訝地發現,在今日中國以「華夏文明」為尊的漢人思維裡,維吾爾人、藏人、西南或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依舊被視為化外之地的、需要被同化的「蠻夷」。因為政治、軍事與資源等現實考量,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被納入中國,並被龐大的「中國」二字含糊概括,但各自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經濟權益都被侵蝕、箝制乃至逐漸消失。這些分別屬於維族、哈薩克族、藏族、傣族、佤族、朝鮮族、滿族和鄂倫春族等不同族裔的人們,所持有的雖然是中國護照,但他們與鄰近邊境國家的民族在種族、信仰和語言上的關聯,反而比與中原漢人的聯繫更密切和深厚。他們中的很多人,并不具備沒有北京當局一心要建構的“國家認同感”,反之,他們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共政權離心離德,甚至充滿仇恨。

為什麼這些少數民族如此痛恨中央政府?北京的目標是掠奪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加速各少數民族的“漢化”或現代化的進程,使之成為帝國忠順的子民。為此,北京給予少數民族若干優待政策,比如不受一胎化政策限制、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大學可以加分,對邊疆地區的大筆投資也列入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但少數民族並不領受這些“好意”。為大衛·艾默擔任導遊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維族年輕一代菁英比利傾訴說:「漢人把所有的工作都給搶走了,他們的生活是愈來愈好了,可是我們卻是每況愈下。新疆所有城市的情況如出一轍。我們對此當然會感到相當憤怒。」居住在康巴地區的藏族僧人山否,強調自己無論如何都忠於達賴喇嘛,他偷偷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藏語節目,並告訴大衛·艾默說,“中國人說我們是四川人,可是我們是康巴人”。每當他用藏語提起“康巴”這個詞彙,都會把音量提高。在拉薩,大衛·艾默更是悲哀地發現:“空蕩的布達拉宮和昔日偉大喇嘛寺被降格成單純吸引觀光客的景點,還有老城區中武警的出沒,全都是再清楚不過的漢人宰制一切的符號。藏族真正的壓力來自心靈上 — — 中共從不間斷地試着要把他們與過去切割,提醒他們藏人缺乏自由,持續不變地把外在價值強置於那些單純想保有昔日信仰的人們身上。”而在中國最北端的邊境地區生活的鄂倫春族,中共建政之後就被收繳了獵槍,獵人的身份被終結,被限制定居在村莊之內。遊牧獵人是無法被綁在一個工作單位,或是透過鄰里加以監控的,自然被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就這樣,鄂倫春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短短半個世紀裡迅速消失,當地人對大衛·艾默說,再過三十年也許就沒有鄂倫春人了 — — 這是中共樂於看到的結果。

在邊陲尋找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內地的中國,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瘋狂的、失控的經濟發展中,文明崩壞,道德沉淪,信任消失,人心惟危。毫不誇張地說,人民跟政府一樣壞,由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他們想單單靠炒股就能坐享其成,受貪婪之心的驅使,明知是高官顯貴設置的火坑也要跳下去;他們給醫生和老師塞紅包,也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職業尋求更多的灰色收入;他們不敢對抗掠奪和侵害他們的掌權者,而是蔑視和羞辱那些處於更低社會層級的同胞;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小女孩被卡車壓死,見死不救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這樣的中國,顯然不是大衛·艾默願意選擇的旅遊目的地。所以,他去了“另一個中國”,大部分旅遊者不會涉足的“帝國的邊陲”。

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政治迫害的時候,獨自一人走向中國的邊陲之地,在那裡他重新定義人生,在那裡他修正偏斜的生活目標,在那裡他獲得了救贖和啓示,由此寫成《靈山》一書。其實,世上沒有靈山、沒有天堂,但在尚未遭到專制政治、唯利是圖的經濟模式以及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玷汙的邊疆,確實隱藏着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大衛·艾默發現,傣族人被北京視為“模範少數民族”,他們沒有分離主義的政治運動,但在表面的順服背後,傣族人對中國以及漢族的統治並沒有強烈的認同感。傣族堅持過四月中的傣曆新年,這是一個確認自己與漢人基本上分為不同族裔的機會,同時也顯露出他們持續認定民族屬性的重要度是高於國籍認同的。很多漢人責難傣族人懶惰,但傣族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有著更加和諧與親密的關係,不願為短期的發展而破壞熱帶雨林的生態。大衛·艾默指出:“美麗的傣族婦女無可避免地必須扮演起當地導遊的角色。不過,一旦在更大範圍內的傣邦內,也就是所謂的版納地區的村莊以及跨越邊界地區,傣族人還是靜靜地維持他們固有的方式禮佛,也永遠保持着他們的語言和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傣族人是“溫柔的反抗者”,他們自給自足的王國延續了十二個世紀,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才在中共的武力威逼之下終結。

從最南端到最北端,在吉林省延吉地區,大衛·艾默不僅發現這裡堪稱“第三個韓國” — — 有韓語電視頻道、韓語報紙和韓語學校;他更發現,這裡是“基督信仰的根據地”。大衛·艾默的導遊、延吉大學的朝鮮族女生克莉斯蒂娜就是虔誠的基督徒,並且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家庭教會的成員。三十歲左右的年輕的金牧師介紹說,他大學一年級到教會,發現生命中有比工作和錢更重要的東西。基督教在當地的年輕人當中有強勁的復興勢頭,這跟南韓人的宣教熱情有關。南韓傳教士保羅告訴大衛·艾默,因為沒有語言文化的差異,大約有一萬名南韓人住在延吉,其中半數都是傳教士。有趣的是,北京最具反抗精神的幾個家庭教會,其牧師都是來自東北地區的朝鮮族人,這跟他們堅韌勇敢的民族性格有莫大的關係。在全中國的範圍之內,基督信仰已經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最具吸引力的精神資源。大衛·艾默感嘆說:“年輕一代開始擁有信仰,就表示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社會對於中共的信條 — — 只要沒人質疑中共統治的權力,就允許人民大賺其錢 — — 大幻滅持續擴大的證明。”

中國有可能退回明朝的疆域嗎?

中國從蘇聯抄襲來一套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無法於中國的帝國傳統接軌,也不能適應全球民主化的潮流,致使民族衝突如當年的蘇聯愈演愈烈。大衛·艾默所到之處,發現少數民族的仇恨、憤怒、絕望的情緒宛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當然意識到這一點,每年超過七千億人民幣龐大的維穩經費,相當一部分用於維持邊疆地區的公共安全。可惜,如同一道裂縫越來越多的堤壩,再多的沙包也堵不住即將噴湧而出的水流。

大衛·艾默去過的某些地方,已經瀕臨叛亂和戰爭的邊緣,如新疆和西藏。一九九七年,中國軍隊在伊寧屠殺示威的維族民眾,十多年後,當大衛·艾默沿著那條曾經灑滿許多鮮血的路快步行走時,他如此寫道:“我盡力去理解於一九九七年所發生的一切。每當我在北京騎着腳踏車,穿過那些天安門事件中示威者被解放軍大量屠殺的街口時,也都會想到相同的問題。現場並沒有留下什麽好讓你想起逝去的無辜生靈,當局也完全不會提起他們。所發生過的一切,就這麽從官方記錄上一筆勾銷。”但是,倖存者依然堅持將陰森恐怖的歷史口耳相傳給,如同種子一樣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芽。

那麽,如何才能給這個死結解套呢?領土和疆域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每個國家轄區內的人口和種族也是進進出出。看看歷史學泰斗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冊》就一清二楚了。美國學者譚寶信在《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一書中建議說,中國不妨主動退回明朝的邊界。換言之,不要強迫將大衛·艾默行走過的新疆、西藏、西雙版納和滿洲強行納入中國的版圖之中,強擰的瓜向來不甜。

對於中國的未來,譚寶信提出一套新的設想 — — 像世界其他那些走向獨立的區域那樣,與其經過戰爭和殺戮之後被迫分離,不如明智地主動分家,這樣還能保有友情與合作關係:“是否有一天中國會感覺,一個文化統一、純漢族人口、但領土狹小的國家會比較強大?或者中國寧可接受不知感恩的少數種族帶來的潛在不穩定,以交換例如能源、礦產和水等支援?”為什麼說分離對中國是一件好事呢?譚寶信指出:“中國步入現代化並壯大為強權、在二十世紀成為有競爭力的國家,是個艱鉅的挑戰。花時間和精力在非中國民族、想追求不同目標、且讓大家捲入生死存亡鬥爭的人身上,豈不是偏離了重點?”譚寶信強調說,一個政權可以藉武力統治,也可以藉共識統治,共識的成本低,也較單純。中國可以選擇它想要的人口,且可以在一個有共同價值的國家內塑造共識。那些不想要共同國家命運的人,可以被割捨分離。大衛·艾默書中講述的故事,似乎就是支持譚寶信觀點的證據。

然而,要說服篤信大一統觀念的中國統治者接受“分裂比統一好”的事實並不容易。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百五十四票贊成、零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國家安全法》。中國曾於一九九三年制定國安法,但此次新法的範圍更廣。除了防範及懲治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洩露國家機密等行為,也觸及邊防、海陸空、金融與經濟體制、糧食安全、能源及宗教等。中共似乎不願和解,不願示弱。如果用這部嚴苛的法律來衡量,譚寶信、大衛·艾默都可以算是教唆中國人分裂國家的危險分子,而《被隱藏的中國》一書中寫到的若干少數民族人士,無論激烈或溫和,都有可能被這部法令束縛,乃至送入監獄。一個冤冤相報的未來,真的是“中國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嗎?

陳奕廷《傘裡傘外》

香港評論家鍾祖康說過:“熊貓成為中國的國寶,絕不是無條件的,那條件就是絕對不能有政治訴求。如果四川的熊貓突然能講人話,搞抗爭,說要行動自由婚姻自由,牠們還會是中國國寶嗎?”若將“熊貓”替換為“香港”,這個結論也是成立的:香港成為中國的國寶,絕不是無條件的,條件就是放棄“兩制”回歸“一國”。如果香港人要普選、要法治、要新聞自由、要學術自由、要宗教信仰自由,甚至還要對中國的六四屠殺、李旺陽之死、劉曉波之囚等事件“說三道四”,那麽香港立即會被貶為“臭港”,中共將以上海、廣州、深圳取而代之,甚至在中環上演當年在天安門早已嫻熟的屠殺。

香港問題是我多年來一直矚目的焦點,從二零零三年第一次到香港訪問,至二零一零年為止,我前後十多次到訪香港,停留的時間加起來有數月之久。我曾親身參與香港的七一大遊行,那是我第一次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土地上享有遊行示威的自由。當我逃離中國之後,香港似乎也向我關上大門。港府是否將我列入拒絕入境人士的“黑名單”,港府從未公開承認,我亦不得而知,但“你不能入境香港”的說法早已從各種渠道傳入我耳中。不能身臨其境,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陳奕廷的《傘裡傘外》成為我觀察和研究香港問題的重要參考書。

台東青年陳奕廷,是旅居台北的“北漂”,主持在業內聲譽頗佳的“兩岸公評網”。在好幾次台北文化圈和“反動人士”的聚會上,他是其中最年輕、氣質最“雄姿英發”的一位。沒想到,陳奕廷不僅從台東漂泊到台北,更跨海來到香港,在雨傘運動前後採訪了十八位香港的代表性和爭議性的人物,橫跨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場、黨派及老中青三代,在此基礎上寫成《傘裡傘外》這本專著。作者在這本雨傘運動之後華文世界第一本完整呈現香港社會思潮和社會面貌的專書的序言中指出:“香港正在進行典範轉移,這不僅是抗爭模式轉變,更是新一種的價值觀建立。抗爭者強調富裕的社會背後應該有公平和正義,認為自由與法治之外,不能讓民主缺席。這種典範轉移,不能純粹以世代之爭來解讀,而是整體香港社會在激烈震盪下,過往非主流價值觀強烈衝擊主流意識形態,從嘗試相互易位到重新凝聚共識的過程。”在我看來,香港社會與中國社會的變遷起伏具有某種共振性:中國在六四屠殺之後,知識分子的“改革共識”破裂,而二零零八年中共鎮壓零八憲章運動,“改良夢斷、革命潮起”又成為人們共同的直覺;與之相似,香港自九七回歸中國之後,一直與北京貌合神離,直至雨傘運動風起雲湧,新世代的本土意識乃至“香港去中國化”思潮蔚為大觀。

土共次第登場,港共偃旗息鼓

雨傘運動前後,香港建制派內部的一個重大變化是:中聯辦直接干涉香港內政,各類由新移民構成的土共團隊陸續登上政壇,原有的港共則被棄之如敝屣,個個作屈原式的懷才不遇狀,並屢屢發表“香草美人”般的感嘆。

陳奕廷以台灣媒體工作者的身份訪問了若干“壯志未酬”的港共精英,他們的地位已由“幫忙”要角下降到“幫閑”配角。或許因為陳奕廷的外來者身份,以及年輕單純的外表,讓這群如謫臣怨婦般的人物,居然敞開心扉,跟他講了不少一般“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裡話”。對於這些人的言論,陳奕廷在書中明確表示不能同意,但在採訪現場他仍保持默默傾聽,因為他“不希望訪問轉變為辯論”。嫉惡如仇的我大概做不了記者的工作,我無法冷靜溫柔地听這些大話王一本正經乃至“自我感動”地講述謊言與歪理。

本書中收入了長達數千字的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訪談。陳奕廷在曾鈺成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一種“孤臣無力的無奈”。曾鈺成坦承,儘管他是各界比較能接受的特首人選,但共產黨已經不完全信任他,共產黨現在要的,是必須完全聽話的特首。比如,北京當局要求特首在某些“敏感”議題上,不能有任何的曖昧與模糊。他列舉了三種情況:第一,若中共領導人訪問香港時,有北京不歡迎的異議人士從美國、台灣來港抗爭,特首能否確定不讓他們入境,以保全北京的面子?第二,若再發生斯諾登事件,出現美國和中國對峙的情形,特首的態度是否惟北京馬首是瞻而不惜開罪美方?第三,法輪功組織曾在香港租下大會堂開國際會議,特首能否阻止此類活動在香港舉辦?無疑,這些都是考驗特首“絕對忠誠度”的標尺。儘管曾鈺成多年為共產黨服務,但在這些議題上未必與北京天衣無縫,所以北京不同意他接任特首。陳奕廷評論說:“如果他真的是地下黨員,是否參選的最重決定權,恐怕並不在自己手上,除非他真決定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以曾鈺成之老奸巨猾,當然不會像劉夢熊那樣反戈一擊。

陳奕廷還訪問了建制派中持更強硬立場的政客劉兆佳。劉兆佳認為,二零零三年之前北京並不干預香港,但北京的苦心得不到任何反饋,香港持續舉行六四燭光晚會,讓北京震怒,重手打壓港人的民主訴求。他假扮成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設身處地地為北京辯護說:“從北京的角度來說,六四應該是各方面都有責任,為什麼只有我有責任呢?難道學生都沒有責任?國際力量都沒有責任嗎?”如此無恥的言論,跟馬力、馬雲等人的“六四殺人合理”之說如出一轍。屠殺就是屠殺,難道被害者要跟加害者負一樣的責任?好比論及納粹大屠殺,要如此反問猶太人:誰讓你身為猶太人的?你被殺就是活該。若在德國等自由民主的歐洲國家,為納粹的屠殺尋找合理性,已然構成犯罪行為。劉兆佳還認為,全世界都要適應中國崛起,香港首當其衝,年輕人要用不同的眼光看大陸。這背後的價值觀是,誰的拳頭大就听誰的話,這個世界上沒有公理和正義可言。但香港覺醒的年輕世代,不再接受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哲學,在台灣經過太陽花學運洗禮的陳奕廷評論說:“現實發展恐怕很難照着劉兆佳的想像去走。新一代的年輕人追求香港的主體性,也追求人民參與公眾事務的更多的權力,這些目標體現在民主與人權上,跟北京似乎格格不入。”

沒有棒子可交的泛民主派

本書訪談對象的第二個群體是泛民主派陣營,其中有李柱銘、余若薇、梁國雄等泛民主派的象徵性人物,也有羅永生等傾向民主價值的政治學者,更有戴耀廷這樣冒著失去教職的風險提出佔中策略並走上街頭的學術精英。

陳奕廷在向這些前輩表達敬意的同時,也中肯地指出他們的侷限性。比如,在對戴耀廷的長篇訪談中,除了全面呈現戴耀廷本人的想法之外,陳奕廷也有若干局外人的精準觀察和評論。他認為,戴耀廷在北京發表態度強硬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後,仍然認為北京最後的方案有可能開啓一個縫隙,讓泛民主派成為候選人,這種想法“略顯天真”。而面對眾聲喧嘩,戴耀廷與他的組織以剃髮、爬山登高來明志,“這些行為多少跟一般港人、年輕人的想法脫節,並且進一步引起不滿”。

在對作為國民黨將軍後人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的訪談中,陳奕廷也發現這位香港民主前輩身上具有難以突破的大中華情結,並有一種無法影響年輕世代的無力感。李敖有一篇雜文名叫《老年人與棒子》,呼籲老年人及早交棒給年輕人,老年人佔據舞臺中心唱主角,是威權體制和農業社會特有的景象。而李柱民乾脆悲觀地表示,無棒可交。陳奕廷記載了一個生動的細節:曾有民主黨人,看到年輕一代的成功抗爭後,跟李柱銘說,我們可以交棒了。李回答說:“交什麽棒,他們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想法,他們不要你的棒子。”其實,不僅是文質彬彬、養尊處優的大律師李柱銘、何俊仁,即便是信奉格瓦拉、慣於在街頭打拼和在議會衝撞的“長毛”梁國雄,也逐漸失去先驅和鬥士的魅力,被年輕世代歸入“左膠”行列。民主黨現任主席劉慧卿,當年曾被北京鋪天蓋地地批判,簡直就像末代港督彭定康那樣是“千古罪人”;但如今她因多次與北京談判和妥協,被視為落伍之人。政治就是這樣無情:光芒四射的英雄,可能在一夜之間成為暗淡無光的棄兒,此乃“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若更深入分析香港泛民主派式微的原因,可從“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兩方面來看。所謂“先天不足”,泛民領袖多半貴為中產階級上層的律師、大學教授、媒體主管,很難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這些精英知識分子之於香港草根社會,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如鹽融入水中。這是由香港長期以來等級森嚴的階級壁壘所決定的。香港中產階級的保守特性、對群眾運動的疑懼心態,也讓泛民政治人物很難成為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瓦文薩那樣深受普通民眾愛戴的政治領袖和道德典範。

所謂“後天失調”,迄今為止,泛民主派仍謹守議會政治的藩籬,而香港的議會政治卻並非西方那種真實呈現民意的議會政治,乃是半威權、半民主的“鳥籠議會”。單單靠議會鬥爭,無法讓政治出現突破性的變局。在議場之外,展開街頭政治乃至更加劇烈的抗爭,需要付出“我不入地域,誰入地獄”的代價。在台灣的民主運動運動史上,不乏入獄多年乃至犧牲生命的先驅。中國異議人士的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為參與八九民運入獄坐牢、失去教職,從而與民間社會同呼吸、共命運,接上“地氣”;劉曉波先後四次入獄,以肉身對抗鐵窗,以苦難淬煉人格,方呈現出鑽石般的質地。相比之下,香港泛民陣營中,至今仍未出現劉曉波、翁山蘇姬那樣在苦難中昇華的人物。

本土新右翼的澎湃熱血

本書中描述的人物,一半以上都屬於生氣勃勃的新世代。其中,我最感興趣的是熱血澎湃、飽受爭議的“本土新右翼”。在華人社會,一提起“右翼”,容易讓人聯想起法西斯、種族主義這些可怕的名詞。實際上,右翼並不可怕,我們需要為右翼正名。在當下香港社會運動的潮流與脈絡中,右翼或許才是讓共產黨為之膽寒的“屠龍之刀”。

陳奕廷採訪了只有二十多嵗、比他更加年輕的香港評論人盧斯達。盧斯達是香港年輕世代當中眼光最敏銳的評論人,他的才氣縱橫、他的博覽群書,超過當年二十五嵗時出版《火與冰》的我。陳奕廷寫到,“我總感覺他的眼神中帶有一些怨氣”,是啊,面對香港社會日漸崩壞的情勢,誰又能不怨恨呢?盧斯達猛烈批判中共與港府,六四給他的教訓是“中共不可信任,而且還會殺人”,更是對泛民和左翼運動作出尖銳批判 — — 為什麼他不願建立“反共民主統一戰線”?盧斯達認為,泛民早已融入不可信任的體制,左翼運動與泛民的關係又比較密切,也是整個大結構的一部分。他甚至認為,在中共的導演之下,看似對立的民建聯與民主黨形成某種共謀關係:“維持表面上有一班反對派的假象,只是對演員和導演有好處。有一班假的反對派,維持了議會有效運作的假象,是為了安慰那些醒了但不想全醒的人。”

陳奕廷用相當多的篇幅寫陳雲其人和城邦論。陳奕廷筆下的陳雲可以跟許知遠筆下的陳雲互相參照。陳奕廷認為,陳雲“是香港惟一一位用一支筆就能掀起政治狂潮的書生,他的瘋狂與才能就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帶給邊緣之人狂想與希望”。陳雲對共產黨的透澈批判是我所讚賞的,他指出:“地獄鬼國,匪黨賊民,中共是蘇聯境外的法西斯殖民政權,本性有如失去故鄉的盜匪、外太空投擲到地球的病毒。”陳雲提出建立類似邦聯的大華夏共同體的設想,可以讓中國免於陷入血腥內戰,也可以讓香港獨立自主,這個觀點也是我所認同的。陳雲還參與策划反蝗蟲行動,他決絕的“反雙非”立場,譴責那些企圖摧毀香港自由法治傳統的新移民是“共產黨的間諜”,也都是我贊同的。

但是,我無法認同陳雲某些混亂而荒謬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首先,陳雲對華夏文化的傳承有很高的使命感,卻又自命為可以在香港大亂時出面收拾殘局的哈維爾。殊不知,倡導“無權者的權力”的哈維爾,其精神資源來自於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大憲章傳統,“兩千年皆秦制”的中國政治文化中不可能孕育出哈維爾。其次,陳雲認識到,理性和學術不足以征服人心,遂產生創制新宗教的狂想,用宗教法事解釋香港之變,冊封其支持者或信徒,待城邦建國之後封為忠烈侯、忠義公、妙音公主等。這是走火入魔之舉。第三,陳雲發明“勇武社運”,我並不排斥激烈的街頭運動,但不認同他從薄熙來那裡學來“唱紅打黑”,鼓動年輕人假扮紅衛兵,對著自由行旅客大喊“愛國用國貨,別用洋貨”。陳雲的語言方式中也有濃鬱的毛澤東色彩,他“既討厭共產黨,又欽佩毛澤東的政治能力”。他還聲稱從義和團那裡獲得靈感,而義和團不正是共產黨大肆讚美的“農民階級反帝愛國運動”嗎?若用義和團的方式來反共,豈不成了又一個共產黨?陳奕廷毫不掩飾地指出陳雲言論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不過以陳雲的個性,恐怕很難自我反省、去偽存真。

作為台灣人的陳奕廷,在中、港、台的《三國演義》的背景下寫香港的故事,對中、港、台三地的讀者來說,都有耳目一新之感。鍾祖康曾用一句話概括三地互相牽扯和互動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抗:“以武力威逼要指導香港猴爬樹的中國豬,一天遇到台灣鳥,就一貫無廉恥地說:‘台灣鳥,讓我教你爬樹吧!’台灣鳥答曰:‘中國豬,我是飛鳥呀,你沒事吧?’”雨傘運動之後的香港,新舊勢力和世代,正在積蓄力量,等候下一輪決戰。中國和台灣也將有各自的暴風雨來臨。那麽,三地的進步力量,可以彼此守望,共同撐起雨傘,迎接雨後天晴的日子。

陳奕廷《傘裡傘外》,台灣水牛出版

王永寬《中國古代的酷刑》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眾,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只如見了日常茶飯事。

魯迅

習近平接班之後的第一次公共活動,是率領全體新科中共政治局常委到國家博物館參觀所謂《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在其“重要講話”中說:“這個展覽回顧了中華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華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給人以深刻教育和啟示。”他說中華民族的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對毛澤東詩詞可謂爛熟於心。習近平宣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習近平還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習近平所憧憬的“復興”,不過是中國數百個特權家族的“復興”: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財產、腰纏萬貫、一夜暴富,當然是志得意滿地“復興”了。但是,對於被暴力拆遷的挖土機奪去生命的唐福珍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對於“被自殺”的李旺陽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對於遭受酷刑折磨的滕彪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如果說胡錦濤在過去十年裡成功地以暴力維穩達成“一個人的和諧”,那麼習近平仍然寄希望於以暴力維穩實現“一個人的復興”。

習近平與其率領同僚們參觀《復興之路》中偽造的歷史的展覽,不如在政治局的例行學習中一起讀一讀歷史學者王永寬所著之《中國古代酷刑》一書,以瞭解中國歷史中野蠻的、反文明的那一面,進而反省共產黨是如何將這些糟粕變本加厲、發揚光大的。如此,結束酷刑、踐行法治才有可能邁出關鍵一步。

殘忍意識是超越階級身份的“全民共識”

關於中國“輝煌史”的著作汗牛充棟,但關於中國“不文明史”的著作則屈指可數 — — 王永寬的《中國古代的酷刑》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本。作者在序言中說,有人讀這本書的時候,猜想作者一定意志堅毅而剛強,否則怎麼能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敘述得有聲有色、歷歷在目?但是,當認識作者之後,才發現作者是一個見殘花枯葉而悲憫、見傷口血跡而驚懼的軟心腸的人。那麼,王永寬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他記錄酷刑是為了告別酷刑,是要讓“這種野蠻的歷史、血肉的煉獄,隨著文明的進展,在人類社會中完全絕跡”!

中國人喜歡炫耀自己的“世界之最”,說什麼長城、熊貓、功夫是中國的標誌,其實酷刑才是中國的標誌,正如王永寬所說:“說到中國的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其名目之多、手段之狠、受害之慘在世界史上史很突出的。翻一翻二十四史中的刑法志、酷吏傳,查一查《太平御覽》、《淵鑒類函》、《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的刑法部分,那裡面記載的各種刑罰名稱、各種用刑方式以及許許多多血淋淋的事實,令人怵目驚心。野史筆記、小說戲曲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或描寫,又為正史的記載提供了豐富的旁證。”中國人並不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而是將想像力和創造力用在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們在發明花樣繁多的酷刑方式上,絕對堪稱獨步世界。在這本書中,梳理了淩遲、車裂、斬首、腰斬、剝皮、炮烙、烹煮、剖腹、抽腸、射殺、沉河、絞縊、鴆毒、黥面、割鼻、截舌、挖眼、斷手、鑰腳、宮刑、幽閉、枷項、笞杖、廷杖、鞭撲、人食、獸咬、拷訊、雜刑等二十九種,每一種酷刑的起源及流變,每一種酷刑的施加者與受害者,作者均娓娓道來。讀完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場景,讓人不得不信服作者的結論:“歷代統治者暴虐的本性和害人的機巧在使用刑罰的問題上得到極其充分的表現,恣意摧殘人的肉體的種種怪術絕招都被創造出來,人類的殘忍意識也通過各種殘忍行為作了血淋淋的發揮。”

馬列主義史觀認為,酷刑是統治者的專利,故而將酷刑之罪惡全盤推給統治階級。這種二分法倒是簡潔明快,卻不符合歷史真相。嚴肅忠實的史家的職責,是恢復歷史的原貌,不惜與官方奉行的意識形態抵牾。王永寬通過一樁樁無法回避的歷史事實證明:酷刑不是統治者的專利,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鎮壓者與反抗者在對酷刑的熱愛上是一致的 — — “明末的張獻忠是被壓迫者,他在使用酷刑時和朱元璋、朱棣沒有什麼兩樣;李自成攻佔北京之後,劉宗敏等將領對明朝的達官顯貴實行酷刑追贓,手段之狠毒不亞於錦衣衛掌管的詔獄;太平天國有個將領名叫傅學賢,參加農民革命非常之堅決,旦他慣於使用火烙火錐等毒刑,與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同樣兇殘。”殘忍是一種傳播最快的傳染病,借用在獄中翻譯《資治通鑒》、對中國歷史了然於胸的臺灣作家柏楊的說法,既然中國是一個大醬缸,那麼在醬缸中的每個人都無法潔身自好。

儒家文化是酷刑氾濫的文化推手

在中國歷史中,酷刑氾濫、法治欠缺的根本原因何在?儒法互補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始作俑者。尤其是唯我獨尊的儒家思想,表面上宣揚“仁者愛人”,尤其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從來都是為獨裁張目,漠視個體的自由和生命的價值,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望,子不得不亡”。由此形成“成王敗寇”的歷史觀,抹煞是非、善惡之區別,那些殺人如麻的混世魔王,一直被當作風流人物、一代天驕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典範。被儒家視為道德文章之典範的王陽明、曾國藩、左宗棠,個個都是手上沾滿民眾鮮血的劊子手。學者吳思以“血酬定律”來概括中國歷史的真相,掌握暴力的獨裁者,掌握了對他人生命的生殺予奪之權,以及對他人的身體和精神施加酷刑的權力,正如王永寬所論:“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規定了等級森嚴的尊卑秩序,上級對下級,長輩對晚輩,具有主宰、支配乃至生殺之權,反過來只有無條件地服從,稍有反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這種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決定了古代政治基本特點只能是專制。”

以人性善為旨歸的儒家觀念,對人性惡的氾濫束手無策。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中國的掌權者從不尊重法律和契約,將酷刑作為鞏固權力、打擊政敵的不二法門。“權”大於“法”,“法”是“權”之附庸。所謂“王法”,“王”在“法”之前,“王”是不言自明的立法者,“王”不受“法”之約束。王永寬指出:“皇帝和各級官府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帶有極大的隨意性,他們可以隨時改變既定的法律條文,隨時發佈新的法律條文。在專制政治的淫威之下,法律被擠壓,被扭曲,顯得非常軟弱,當皇帝和各級官府使用法外之刑的時候,法律無力加以阻止和糾正。同時,非法的酷刑一旦經官方使用,它也就取得了一定的依據。有時,前代的非法之刑也會正列入後世的法典,如淩遲在唐代之前是法外之刑,到了宋代之後以至於明清,就成法律規定的死刑之一了。”換言之,掌權的帝王將相是法律的化身,一言九鼎,視法律為無物,中國文化中沒有法治精神。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早在一二一五年就誕生了《大憲章》。《大憲章》中確立了一些英國貴族和平民共同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亦保障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同時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國王及王室官員的行為。最初的《大憲章》有六十三項條款,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第三十九條,由它衍生了人身保護的概念:“除非經過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根據這個條文的規定,國王若要審判任何一個人,只能依據法律;而不能以他的私人喜好來進行,王權因而受到有效的限制。在此後英國的歷史中,雖然也出現過一些濫施酷刑的時期及個案,但酷刑並未像在中國那樣成為一種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在中國,少數先知先覺對酷刑的反思和抗議宛如空谷回音,應者寥寥。

共產黨時代的酷刑登峰造極

從《中國古代的酷刑》的書名就可以知道,這本書寫的是中國古代的酷刑,並未涉及近代以來酷刑的發展和變異。不過,作者清楚地知道:“殘忍意識在各方面的表現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澱形成一種巨大的歷史惰性,直到當代仍然到處遊蕩著它的影子。”跟研究古代的酷刑相比,研究當代的酷刑肯定會冒更大風險,因為那些熱衷和施加酷刑的傢伙還人模人樣地坐在主席臺上。或許,在未來的民主中國,有了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王永寬或其同道之人就能寫出《中國古代的酷刑》的續篇 — — 那就是《中國當代的酷刑》。

從暴力奪權到暴力維穩,中共從未改變其匪性。早在奪取政權之前,中共就擅長以酷刑統一思想、誅殺異己、進而實現高度中央集權之目標。歷史學家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指出,濫施酷刑伴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飛升的整個歷程。共產黨不是一九四九年進城之後才變壞的,共產黨一創立的時候起就壞透了。早在一九三零年前後,紅軍以階級鬥爭名義,在毛澤東的主導之下大肆殺戮,“AB團”案有八萬人被殺,“改組派”有兩萬人被殺,“社會民主黨”有六千兩百人被殺。中共江西省委全體幹部以及紅二十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幹部全部被殺。毛澤東的權威隨著酷刑和殺戮而樹立起來。

在一系列冤案中,為毛立下汗馬功勞的是劊子手李韶九。紅軍將領肖克回憶說,李韶九的父親是湖南嘉禾城裡的流氓頭子之一,李韶九從年幼時候起就無知、兇狠、殘暴。一九二八年,李韶九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酷刑折磨紅軍官兵。他命令把竹簽從受刑人的手指頭與指甲蓋之間的縫裡打下去,一錘錘鑽心的痛。另一種刑法,是用香火燒人的身體,慢慢地折磨受刑人。他甚至將女子的衣服褲子脫光,用香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現存的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檔中,有一段李韶九審問當時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段良弼的記錄。李對段施用酷刑,不一會兒段被打得體無完膚,兩個大拇指都折斷了。

在後來延安的“肅反運動”中,酷刑的普遍使用使得“紅都”變成“活地獄”。陝北根據地元老習仲勳差點被活埋,晚年他回憶說,當時兩條腿在審訊時被燒得露出骨頭,活埋他的坑已經挖好,就在關押他的房子旁邊。“肅反”人員準備第二天就將習仲勳等幾名陝北紅軍高級領導人一同活埋。誰知第二天奇跡般地傳來黨中央“停止殺人”的命令。劉志丹、習仲勳等百余名“叛徒嫌疑人”才倖存下來。這一細節比《二十六史》的記載更讓人不寒而慄。倘若那時習仲勳被活埋了,哪還有後來的習近平呢?那麼,共產黨又該找誰來當接班人呢?

習近平接班之後,中國極速滑向“警察國家”,兇殘甚于納粹的蓋世太保和斯大林的克格勃的國保警察,成為黨的私家衛隊。不僅草根上訪者被關進黑監獄,遭受酷刑和強姦,即便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律師、學者和作家也成為濫施酷刑的對象。習近平試圖以“復興夢”招攬民心,然而,中國需要的是文明的復興,而不是野蠻的復興。只要中國還有一個人受到酷刑,人權奮鬥者、歷史學者以及每個公民就不能袖手旁觀。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香港民族論》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雜誌發表了四篇主題爲“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文章,一時間宛如“亂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發種種爭議,北京方面自然是恨之入骨,北京的傀儡梁振英更是口誅筆伐。然而,那些讓中共及其走卒驚慌失措的思想,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思想。隨即,《學苑》的編輯們又約香港、臺灣和北美的五位華人學者和評論員撰寫同一主題的論文,將九篇重量級的文章結集成《香港民族論》一書出版。

本書撰稿人之一的徐承恩在《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一文中,特別提及二零一三年發生的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的口號之爭。支聯會計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口號,不料許多年輕人對此不滿。他們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不是認同大中華的國家觀念,而是出於普世關懷而支援鄰近國家的民主運動。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支持香港年輕人的觀點,卻遭到支聯會常委徐漢光的辱罵。後來,支聯會在輿論壓力之下,向丁子霖道歉,並修改了原來的口號。

這一事件爲香港民主運動抹上了一道傷痕,更標識著香港民主運動的接力棒已經由老一輩認同“民主回歸”的泛民陣營轉移到具有明確的本土意識的年輕一代手上。香港的年輕一代不是不願關心六四,而是不願繼續被動地“愛國”,他們要站在普世人權價值的高度上關心六四。所以,關心六四與關懷本土是可以兼容的。

任何一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都離不開來自外部的壓力。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香港,儘管民主特別是選舉方面相對滯後,但倫敦基本上按照法治和自由的原則治理這個比英國本土更有活力的東方殖民地。許多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時代並不感到恥辱,反倒充滿眷戀。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民主和自治方面更加進步,不是英國人不想那樣做,而是受制於中國的束縛,正如學者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論:“要是換了是在其他地理位置上的話,香港恐怕老早已經自治了,就跟英國別的殖民地差不多,到最後就活脫會是另一個新加坡。”香港沒有成為新加坡,罪過不在英國,而在中國。

中國確實成為香港今天一切不幸的根源。當年,清帝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並沒有徵求居住在香港的華人的意見;而中國以新殖民者的姿態收回香港,同樣沒有徵求現今的香港人的意見。只經過短短十多年時間,港人對回歸的善意想像灰飛煙滅,《學苑》年度總編輯梁繼平不無憤怒地數點了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種種災難:“中共及港府一直具策略地去瓦解香港人的身份,包括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在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收編各大傳媒及壓制本土影視業、推動邊境融合與中港同城化、大量輸入新移民、放寬大量自由行來港、推動消除基於居民身份的差別待遇之法案等。”不僅香港人認同的基本價值遭到腐蝕,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攪擾,難怪香港人民怨聲載道。

那麽,香港人如何與這種宛如滅頂之災的命運抗爭?梁繼平認為:“透過建構香港民族論述,我們將重新發掘、詮釋並凝練香港的文化內涵、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守衛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免遭受中共同質化。”他也向香港知識界提出懇切的呼籲:“香港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是須重新審視、挑選並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繼而將其成為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香港民族論》就是這樣一部拋磚引玉之作。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的興起

香港人能否形成一個民族呢?如果用傳統的種族和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香港人很難形成一個獨立民族,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廣東人,熱衷於祖先崇拜的香港人常常去廣東尋根。但是,如果用“公民的民族主義”或者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憲政民族主義”的概念論述,則“香港民族”完全可以成立。臺灣學者吳叡人指出:“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本質上是開放的,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形成鮮明的對比。”北京當局在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騙局破產後,祭出了愛因斯坦所説的“流氓手上最后一張王牌”,即與納粹近似的“血緣民族論”,中共領導人常常將血濃於水、炎黃子孫等詞語掛在嘴邊。但是,納粹當年以現代人類學所確認的雅利安人的概念爲標牓,中共今天卻只能用不倫不類的、自相矛盾的“中華民族”的說法來籠絡人心。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是香港民族論的理論基礎。以文明程度而論,香港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跟中國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香港人需要反對的,不單單是共產黨政權,更是共產黨政權的“民意基礎”。一般人不敢說出這一真相和真理:反共與反中不可截然分開。共產黨不單單是一個“外來邪教”,共產黨還將中國的國民劣根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共產黨也不是一群普通的綁匪,若僅僅依靠武力和暴力,共產黨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治中國。當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確實得到大部分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衷心支持。而經過共產黨漫長而殘暴的統治,作為人質的民眾早已跟綁匪“精神同構”。對此,蘇賡哲指出:“歷史事實是,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權;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在六四萬人唾罵下發展成目前的貪腐大國。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權。”所以,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華人文化圈中思想被汙染的人,都需要一個“刮骨療傷”的過程。

中國不是一個公民社會,而香港已經邁入半個公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網路社交媒體上,連公民社會都成爲“敏感詞”。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奴隸變成公民。學者資中筠指出:“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并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其實,共產黨仇視公民社會的原因很簡單:對於共產黨來說,暴民造成的動亂是遙遠的危險,而共產黨擔憂的看得見的危險 — — 覺醒的公民的維權運動。

由於共產黨的愚民統治,使得中國的民間社會跟朝廷一樣卑賤暴戾。既然官場肆無忌憚地腐敗,民間也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線。香港對中國開放自由行,帶給香港的收穫,除了少許旅遊收入,更多的是秩序的淪喪,以及公民與愚民、暴民的文化衝突。蘇賡哲評論説:“土改可以謀財害命,奶粉製造者、食品生產者、玩具製造者為了謀財,當然就不顧人命。他們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不是時代有別,也不一定為了鬥爭,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在文明程度上他們已經爛掉了,爛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個民族了。”那麽,香港人為什麼不能選擇不跟這個野蠻的族群做“同一個夢”呢?

如果將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訴諸於政治實踐,就是作為普世價值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住民自決”原則。如《學苑》副總編輯王俊杰所説:“自決,歸根究底是為了捍衛人生而擁有的價值與尊嚴。”如果不能“住民自決”,或者如北京宣稱的那樣,香港七百萬人的命運,必須要由中國的十三億人來決定;那麽,無非是在十三億奴隸中再增加七百萬奴隸而已。香港人當中當然也有“奴在心者”,如梁振英、葉劉淑儀、民建聯、愛港力;但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做奴隸,而要奮力爭取公民身份,他們出現在維園燭光晚會中,出現在七一大遊行中,出現在魚蛋革命的巷戰中。

香港文化的精粹不是華夏文化,而是英美文化

如果説香港民族的概念可以成立,那麽與之配套的就是香港文化 — — 沒有獨特的文化體系,民族就是一個空空如也的符號。

那麽,如何定義香港文化呢?香港不是某些“北京中心主義者”心目中所蔑視的“文化沙漠”,產生於香港的金庸的武俠小說、粵語歌曲以及港味電影等,一度風靡中國、臺灣、東南亞以及整個華語文化圈。本書中收入曹曉諾的《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論證了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及在沉寂中的出路:香港的文化人不應當忘我地追逐中國的市場、投合中國官方的喜好、進而被中國的文化黑洞所吞噬;反之,應當建構本土文化的崗位、表現香港的獨有城市特色。

再進一步發掘,香港文化的根基是什麽?香港評論人、有“國師”之稱的陳雲在其著名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須傳承華夏正統,在文化上比中國大陸優越。但是,李啓迪質疑這種“以華夏文化反征服中國”的思路是否可行,而且香港文化不能單單以華夏文化的精髓來概括。學富五車的陳雲,在常識問題的判斷力,甚至不如李啓迪這樣一名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精準。

在我看來,陳雲的“香港文化是華夏文化的正統”的觀點,與海外新儒家以及中國國內的傳統文化論者同樣荒謬。論證華夏文化的優越性,跟論證中國人人種的優越性一樣,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自欺欺人。所謂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並沒有讓中國人過上自由、民主、有尊嚴的生活,並沒有在中國建構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全民普選的政治制度,以及保護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那麽,這種文化究竟有多大的保存價值呢?即便保存下來,它早已脫離了其誕生的土壤,又如何存活下去呢?

香港人比中國人提前進入文明狀態,不是得益於華夏文化的熏陶 — — 如果按照這一思路衡量,最“文明”的不應當是香港,而是作為孔孟之鄉的山東、或者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的中原大省河南。然而,這兩個省份偏偏離文明最遠,發生的法西斯暴行也最多:在日光之下,山東的地方政府將東師古村打造成一座囚禁盲人陳光誠的監獄,河南的地方政府則迫使調查艾滋病村真相的高耀潔醫生踏上流亡路。作為政府幫凶的,還有無數吃人血饅頭的當地底層民眾,他們心安理得地幫助政府打工,身兼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角色而不自知。

必須承認,香港文化中最可珍貴的部分,都來自於英國,用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的話來說,英語文化的範疇“是盎格魯圈,而不是盎格魯人”,是用文化及其背後的價值和信仰來劃線,而不以人的膚色和血統來區隔。香港理所當然地屬於“盎格魯圈”,也就是丘吉爾所説的“英語民族”,儘管會講英文的香港人只是少部分浮在社會上層的精英階級,但英語文化及價值在香港早已“處處留香” — — 就連香港的警匪片中,也會出現法官依照普通法判案的細節。

何謂英語文明?丘吉爾在其巨著《英語民族史》中,如此論述建立在英語之上的文明的特質:“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訂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持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這才是‘文明’ — — 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丹尼爾·漢南進一步闡釋説,選舉議會、人身保護令、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開放的市場、出版自由、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審制等等,“無論如何也不能説是一個先進社會生而就有的組成部分,它們是借助英語語言發展出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種意識形態,連同這種語言,傳播得如此广泛,以至於我們常常忘記了,它們的源頭實際獨一無二”。

香港何其幸運 — — 當年割走香港的是英國,而不是法國、德國、西班牙等“非英語國家”。英國留給香港的制度遺產,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內被中國侵蝕乃至摧毀;但是,英國留給香港的文化遺產,可以讓香港的年輕一代跟中共展開一場持久的、堅韌的、必勝的“價值觀之戰”。

香港不是古舊的城邦,而是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是以歐洲城邦的歷史折射香港未來的走向,如古典時代的雅典、或如近代的日內瓦、但澤等“自由市”。然而,以上這些城邦都是失敗的個案,它們都沒有在鄰近帝國的壓力及內部的矛盾之下長存下來。或許,陳雲的城邦之説,只是一種敘事策略,以此掩飾其內心的獨立慾望。然而,雖然費盡心思過度包裝,陳雲仍被“左膠”和“大中華膠”們冠以“港獨教父”的帽子,實在是枉費心機。

跟已經有社會地位、瞻前顧後的知識分子們相比,反倒是香港大學《學苑》雜誌的這群年輕人,毫無畏懼地喊出港獨的口號。十年前,我最後一次去香港訪問時,曾經詢問過幾位被視為香港民主派中最激進的位朋友,港獨的想法在香港究竟有多大的支持度?他們都擺手搖頭説,主張港獨的人在香港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殊不知,才短短十年時間,昔日被視為天方夜譚的港獨就蔚為大觀。若年輕一代繼續成長和突圍,港獨未嘗不可能成爲未來十年香港的主流意識。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了一份關於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感的最新民意調查報告。令人驚訝的是,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受訪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三的人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而在北京舉行奧運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達到頂峰,逾百分之五十一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種中國認同迅速降低、香港認同迅速上升的強烈對比,已然成為一種中共無法掌控、無法改變的大趨勢。即便未來中共政權崩潰、中國艱難地向民主的方向轉型,這種趨勢或許會減緩,但絕對不可能逆轉。

清帝國崩潰之後,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竭力繼承清帝國的衣鉢,以維持原有的廣袤疆域爲榮耀。結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了夾在古老帝國和近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四不像”。具有香港背景、任教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孔誥烽指出,近年來的國際局勢演變顯示,單一制多民族國家已經走入死胡同。在此世界背景之下,“什麽是中國人”本身也成了一個讓人彷徨的問題。在價值系統紊亂的中國,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説,“國家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又怎麽可能讓香港人對“中國”這個千瘡百孔的宏大敘事表示效忠呢?

香港本身就能孕育生長成為一個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它將超越古舊的城邦概念而走出一條嶄新的希望之路。它將由一次或多次香港的全民公投來確立,它是開放式的而非封閉的。新加坡、科索沃、東帝汶所走過獨立建國的道路,香港也可以效仿。香港人的教育水準、民主素養和國際視野,都比以上這些國家的國民更為優秀,“香港國”可以成為東亞的民主、自由、法治、富裕的典範。

過去,香港是一座“逃城”。《學苑》編輯之一的李啓迪認為:“香港的本質是一個逃避戰亂中國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社會,但經過定居一代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偏安一隅的一塊小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和身份認同。”今天的香港人的先輩,大都是躲避歷代中國暴政的移民,李啓迪甚至用“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和抗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官兵來類比之:正如“五月花”號帶著新教徒來到美洲開天闢地是象徵崇尚自由和反對帝制統治,或英國人打破西班牙無敵艦隊和納爾遜戰死特法拉加海戰象徵其海上霸權,香港也有自己的“民族神話”。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出現過一輪逃亡潮。但是,如今的香港年輕一代不願繼續逃亡,他們視香港爲家:“香港是我們的主場,憑什麼要我們離開?年輕一代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

今天,满洲里亚失去了一个儿子。

暂时,让我们忘记刘晓波先生盲目的天真,全心为这勇敢的满洲战士而祈祷。

对于满洲里亚人民来说,刘晓波先生的去世不仅是一件不幸,更是亡国的天罚,他的遭遇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诸夏和满洲里亚亡于共匪支那之后,这片土地上每一个生灵所遭遇的蹂躏与折磨。

我们忍受的屈辱无人能及,我们遭受的苦难罄竹难书,我们心中的憎恨星火燎原!

刘晓波先生离去了,随他而去的是一整个时代,从此刻起,针对共匪支那的幻想不复存在,旨在将共产贱畜从肉体和精神上彻底毁灭的圣战即将开始!愿在上帝的注视下,我们终将铲除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污秽的败类和毒瘤!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的兄弟将一切都献给您了,愿您能光耀他的名,让世人皆知满洲魂永不磨灭!

我们亦将一切都献给您了,为了您公义的国在这世间早日降临!

至于那撒旦的爪牙,苏联人的走狗私生子,共产贱畜们,你们已经失去了体面投降的唯一机会,你们将会惊惧地发现,未来天谴的执行者们再无刘晓波先生的怜悯和宽容!

我们没有敌人 — — 当你们剥了皮的尸首被插在木桩上,或者在路灯下摇摇欲坠,被乌鸦和蛆虫吞噬的时候,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没有敌人 — — 当你们跪倒在我们面前,像肉猪一样乞求一个爽快的死,而遭到复国军的将士们一口回绝的时候,我们没有敌人。

我们没有敌人 — — 当你们的奴隶军队在战场上纷纷倒戈,将子弹倾斜进共匪贱畜那早已血肉模糊的残骸中,再以烈火将你们付之一炬的时候,我们没有敌人!

诸夏及满洲的战士们,起来战斗吧!

比起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罗马军团在扎马平原,你们面对的不过是一群早已心甘情愿作奴隶的人渣而已!这样子还畏缩不前难道是要让人看笑话!

前进!前进!诸夏及满洲里亚的儿女!暴政的屠刀正向你们举起!

为了家园!为了兄弟!为了诸夏及满洲里亚!为了正义,为了神!

前进!

诸夏文化传播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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